那个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起草的老人，走了

高铭暄在家中书房（图：视觉中国）

厚厚的稿纸摞在一起，这些A4纸大小的资料被装订成册，约1米高。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改动笔迹，每一处改动都有编号，从第一稿到第33稿，方便后来者查阅细节。其中包括一些征求意见，哪个稿征求意见了，就把意见搁在哪个稿后面。

1969年，在被下放到江西参加劳动锻炼前，高铭暄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保密资料室，再三叮嘱工作人员好好保管。1978年，高铭暄重新回到中国人民大学，这套资料却找不到了，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出台前的故事。从1954年接到通知去全国人大参加刑法立法工作，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人民大会堂表决通过，泱泱大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刑法典。经历了25年的艰辛曲折，作为唯一全程参与这部刑法典起草工作的人，高铭暄从26岁的青年走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2026年2月26日，高铭暄因病救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平台发布了讣告，悼念这位当代著名法学家与教育家，这两所学校也是高铭暄与法律结缘一生之地。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还需要能够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几十年来，高铭暄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他教本科生，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还为进修生、电大生、夜大生、高级法官班学员、高级检察官班学员授课。生前，高铭暄多次自豪地说：“我的学生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

2026年3月2日下午，“人民教育家”高铭暄同志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教室举行（图：人大新闻网）

到38稿的时候，终于成功了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整齐的掌声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表决通过。高铭暄正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时间指向下午4时5分，他在心里默数，“25年过去了啊。” 

1954年10月，26岁的高铭暄接到通知，去全国人大参加刑法立法工作。这是新中国刑法立法的“首次上马”。在国民政府《六法全书》被废除的情况下，“旧法”人员从司法工作队伍及学术领域几乎消失，在刑法起草小组中，真正刑法专业科班出身的只有高铭暄一人。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资料和调研分析。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内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万多件刑事审判材料，分析总结成《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总结》；立法小组又从天津市法院调取了近两年全部刑事案件总结材料，进行比较分析……1957年6月，经过多次修改，立法小组拿出了草案的第22稿。

正当这一稿的征集意见工作全面开始推进时，“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开始，几乎所有的立法工作都被迫中止。同时期，高铭暄被派往福建和浙江一带调研，历时两年的基层调研工作结束后，又重新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1961年，党中央再次提出启动立法事宜。次年5月，刑法草案修订工作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