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7月11日，周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来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读书都读到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的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对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