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助力中企出海｜超越报告，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管理

全球贸易环境剧烈波动的当下，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合规挑战。从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到各类行业准入标准，资本市场和客户要求同步加码，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逐步演变为一张市场的刚性准入证。

然而，在一些出海企业眼中，这些规则被视为针对中国的“打压手段”，而另一些在经营线上苦苦挣扎的企业，也发出了“不搞ESG等死，搞ESG找死”的悲叹。

消极情绪背后是具体的认知和管理的难题。面对这些挑战，全球电子协会中国区ESG首席专家、IPC-1401 ESG管理体系标准技术组主席周国银认为，ESG并非突如其来的枷锁，而是全球商业文明演进的必然产物，企业若想在深水区生存，必须跳出“受害者心态”，回归商业本源，将外部的合规压力转化为显性的竞争优势。

ESG要求提升是全球趋势

南方周末：近年来，国际客户对中国供应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似乎与日俱增，有人认为这是欧美在利用合规规则打压中国经济，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周国银：这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陷阱，有些企业因此消极抵制而错失商业机会。 全球供应链ESG发展经过了漫长的演变，1991年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年，欧美多家消费品牌先后发布了供应商行为准则（COC），其内容就是劳动、消防、安全及环境等ESG标准，要求供应商签署并遵守，可视为供应链ESG管理运动的起点。

欧美客户对供应商ESG管理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一是客户要求供应商签署承诺并开展自评；二是客户对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要求限期整改；三是现场审核与赋能培训并行，将ESG绩效纳入采购决策，奖优罚劣；四是要求供应商获得第三方ESG认证或评级。

表面上看，这些ESG要求来自欧美国家，但其内容与中国的劳动、消防、安全及环保法规要求基本一致，本质上是国际大企业面对母国的政府监管、消费者压力、投资者压力、社会舆论及行业竞争而做出的合理响应。这种合规压力是全球性的，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之所以让中国企业感受到强烈的“针对性”，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的份额巨大。企业若将这种压力简单解读为“敌意”或“打压”，会陷入情绪化的防御，产生误导性的决策，甚至收窄自己的市场空间。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ESG监管升级背后的底层逻辑？

周国银：ESG问题之所以成为全球议题，本质上是全球化、信息技术和社会监督能力提升的结果。在中国主要出口丝绸、陶瓷、茶叶的时代，由于技术限制，消费者无法了解产品背后的生产环境，供应链责任不会成为国际议题。但今天，互联网、媒体和信息技术发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让供应链变得透明，局部的社会或环境风险也能迅速传导至全球，国际和国内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能看见产品背后的生产过程，自然会表达意见，提出监管要求。

目前，全球ESG监管呈现出三种模式：其一是欧洲的法规驱动模式，法规完善且有长臂管辖权限，具有刚性强制力，违规将受到处罚；其二是美国的市场驱动模式，主要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权，投资者的钞票和客户的订单来传导，不达标将受到市场惩罚；其三是中国的政策驱动模式，全面政策倡导，选择性补贴奖励，缺少刚性制约。中国企业必须意识到，商业互动增加必然带来摩擦，这是一个冲突管理的课题，企业应该回到商业逻辑，基于法规和商业契约行事，不要轻易上升为政治争议或敌我博弈。

徘徊在“合规型”与“防御型”之间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应对走出去的ESG要求时，总体处于什么状态？

周国银：企业ESG管理成熟度可分为五阶模式：一是抗拒型，认为这是忽悠或打压，应付过关；二是合规型，仅保持最低标准，被动响应，多见于利润单薄的中小企业；三是防御型，基于短期投资回报考虑，愿意投入一定成本提高标准以保住订单；四是适应型，主要为行业龙头，能主动导入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建立有效的尽责管理体系，以获得中期的竞争优势；五是主动型，将ESG融入长期战略和使命，主动提高行业标准，目前国内这类企业极少，需长时间的文化沉淀。

大多数中企仍徘徊在“合规型”与“防御型”之间。驱动企业开展ESG认证的动力主要是大客户的订单。虽然资本市场和法规很有威慑力，但在业务层面，客户的ESG要求才是不折不扣的“生死线”。如果我们只看社交媒体和论坛，会觉得ESG是资本市场的游戏；但如果你进入企业内部，尤其是销售和采购一线，你会发现，拿不到客户认证就意味着丢掉业务，这是最真实的痛感。

南方周末：一些企业提到不同国家监管规则、客户ESG标准差异较大，要求碎片化，导致重复填表、多重认证，带来一定负担，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周国银：ESG要求碎片化是现实，更是一种误会，就像盲人摸象，摸到的只是局部。所有客户的ESG标准来自行业公认的标准，行业标准又来自更高层次的国际标准。虽然不同国别、不同行业对ESG要求的用词不同，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仍是劳工权益、环保要求、治理规范等。企业之所以感到碎片化，是因为对标准的理解深度不够，仅停留在文字表面。当前市面上的ESG培训课程过于肤浅也是一个原因，多数课程停留于照本宣科的搬运工阶段，讲师没有理解更没有消化，学员获得合格证书，并没有提升能力，转而责怪ESG标准不合理或不适用。

有些企业请了外部机构帮助编写ESG报告，搭建ESG组织，制定ESG文件，提升ESG评级，做了很多务虚的工作，但没有识别ESG真实问题，没有改进内部运营，客户审核仍然发现不合规问题，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管理负担。

南方周末：面对合规要求提升带来的成本激增，有中小企业感叹“不搞ESG等死，搞ESG找死”，如何回应这种情绪？

周国银：这种说法比较消极，也比较偏激。首先，ESG不是今天才做的，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做ESG，给员工发工资、做产品安全检测、处理三废，本身就是在实践ESG。其次，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优胜劣汰。一个没有合规能力、留不住员工、污染环境，还无法让客户满意的企业，被市场淘汰是正常的逻辑，也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一个ESG合规的企业，可在客户和投资者面前充分展现其竞争力，而不会提高成本，更不会“找死”。所谓的“找死”，往往由于企业没找准重点，在看似碎片化的指标中乱了分寸。

供应链追溯需行业共同努力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走出去企业面临的供应链追溯性管理难题？

周国银：这确实是当前供应链ESG实践中的突出难题。虽然“可追溯性”已成为国际供应链治理的重要原则，但要真正将管理延伸到供应链深处，例如追溯到原材料矿区或初级生产环节，在现实中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一方面，制造业供应链结构往往层级复杂，企业对间接供应商的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在数据基础、技术能力及治理经验方面差异较大，使信息透明度难以迅速提升。单个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整个行业和上下游企业的长期合作。

目前一些行业已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例如，电子行业在冲突矿产追溯方面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通过从矿山到冶炼厂、再到终端产品的认证和信息披露机制，实现对关键矿产来源的追踪。这一体系的形成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持续推动，其中既有行业自律，也有欧美的监管立法，是技术进步、法规约束和行业协作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一些新兴产业中，追溯体系仍处于逐步探索阶段。例如光伏行业，欧洲光伏行业组织提出了较高的供应链透明度要求，但部分供应商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满足。对此，企业之间需通过持续沟通和协商，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寻找阶段性的解决方案。

需要认识到的是，供应链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追溯性问题是一个全球性、行业性和系统性问题，需要长时间的多方合作才能做成，单个企业无法无力单独扛起，需要开放合作，不必急于求成。企业在推进追溯管理时，应更多关注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以及与客户之间的共识，通过逐步提升管理能力来缩小差距，避免认为能“一步到位”而过度焦虑。

南方周末：对正在出海深水区的中国企业有哪些实质性的建议？

周国银：一是重新定义ESG，回归商业逻辑，厘清ESG本质与边界。IPC-1401ESG管理体系标准建议企业将ESG视为客户和投资者要求，视为产品和经营活动的质量要求，聚焦自身产品和经营活动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不要被宏观议题和信披标准带偏了方向。产品是否安全、环保、无道德瑕疵，本身就是产品竞争力的一部分。

二是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明确高层、中层和基层的问责和考核机制。建议企业每个部门和员工分担与其业务相关的ESG责任，有效解决“推皮球”的问题。同时，还要厘清现有近10个ESG相关管理体系的重叠和盲点，建立多管理体系之间的衔接和分工。

三是培养国际规则对话能力。当国际客户和同行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时，国内企业很少参与，行业协会大多缺席，这样失去了话语权，常常造成对国际标准的误解、误会和误判。在面对国际规则时，中企应当学会“转译”自己的ESG价值，用国际通用的语言与客户沟通，达成阶段性的谅解与共识，而不是一味埋怨规则不公。

真正的ESG管理能力是将合规要求转化为产品的“道德质量”和“经营韧性”，通过构建这种高标准的市场护城河，企业才能从低价内卷的泥潭中突围，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具韧性、更具尊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