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计迎春:中国家庭正在经历“漫长的革命”
“过度的工作无限侵占私人的生活领域,把对于人的关怀照料、人的再生产一再挤压掉。生育意愿的低迷可能是表征,我觉得是需要一代人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彻底改变的。”
“我觉得还要提倡多元的男性气质,不能只有一种霸权式的的男性气质。因为有些男性可能也是照料型男性,只不过不符合主流的性别期待。”
责任编辑:李慕琰

临近春节时,一家人正在包饺子。(视觉中国 图)
每年春节,有关亲情的讨论总是会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则出现了一批自称为“不孝子女”的年轻人:他们返乡后因无法忍受老家的家庭环境,选择提前回到出租屋独自过年,其中“第一批不孝子女”在除夕夜就已坐上回程的火车。
简短回溯近几年的舆论场,家庭关系不断成为关注的焦点。“原生家庭”从心理学专有名词演变为泛大众娱乐的流行话语,在对“原生家庭”进行反思批判、“断亲”成为热门词汇的同时,人们又期待着来自家庭的金钱、人脉、情感“托举”。
为何家庭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为何许多争论又围绕着性别展开?我们如何想象良好的家庭与性别关系?
在新书《新家庭革命》中,学者计迎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她发现,中国的家庭制度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从传统的父权、父系、情感疏离的家庭结构演变成父系、母系双系并重的新家庭模式,并在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中体现出传统与现代镶嵌拼贴、互动交织的格局。其中,女性角色和母女关系成为家庭模式变化的核心动力,“母女关系的变迁是中国家庭制度变化的核心表征。从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家庭关系到母女关系开始变得和父子关系同样重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制度变迁的脉络逻辑和动力”。
计迎春最初对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兴趣从“剩女”现象开始,“要做中国的婚姻问题,‘剩女’是绕不开的议题”。她发现,“剩女”一词是被人为建构出的标签。高等教育的扩张让更多人有机会去读书,毕业后进入职场,这些都会导致婚育年龄的推迟,本身是人口转型的自然现象,而当两性都推迟结婚年龄时,却只有女性被称为“剩女”。
后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成了计迎春的田野调查地点。她发现,在相亲市场上,不同人的性别观念大相径庭。男方家长更希望维持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方的背景、未来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要求严苛;女方家长则有更多的反思,对于男方的教育、经济以及提供婚房惯例的要求均更加宽容。
在准备嫁妆、彩礼时,男女方父母也有着明显不同的动机:男方父母准备彩礼时注重未来的经济与养老回馈,女方父母添置嫁妆则更强调他们与女儿的情感联系。
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规范甚至会延续到老年生活。当身处异地的儿女有育儿需求时,通常是老年女性跨城照顾孙辈,老年男性则选择留守,不从事隔代照料的同时,坚持挣钱糊口。这样的结果是,老年女性与子辈、孙辈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结,老年男性却只能维持极低水平的家务和自我照料,并边缘于夫妻以及子女形成的家庭网络中。
“在传统父权衰退,子代家庭和老年女性地位上升的家庭制度变迁格局下,我们看到传统性别气质、规范和分工模式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在研究中,计迎春这样总结。
计迎春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她在学校开设了针对本科生的性别选修课程,发现很多女学生拥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大家感兴趣的议题广泛而当下:“服美役”或“脱美役”、cos委托、与纸片人谈恋爱、家务劳动分工、新型亲密关系等。
令计迎春开心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没听说过“剩女”,在她的一再追问下,有学生才说,小学时好像听说过。在不同时代作出相似决定的女性,从被称为“剩女”变成了“独立女性”。在计迎春看来,社会话语的进步背后,很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正在结构性地崛起。起初,因人数较少,她们会被贴上特定标签,然而,随着人数逐渐增多,其已然发展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历史的前进不是自动的,前进的速度也有差异,但我们要相信,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边。只要做了,就是有意义的。”
在《新家庭革命》出版之际,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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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