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助力中企出海丨董强：中国社会组织尚未形成与中企出海相匹配的影响力

巴基斯坦的高速公路，柬埔寨的国际机场，匈牙利的电池生产基地，越南的电子制造园区，巴西的生活服务平台……2026年中国企业“出海”已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工程承包，演进为产能、资本、品牌与技术全球化布局的新阶段。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455.8亿元人民币，连续13年稳居全球前三。然而，高歌猛进的另一面，社区沟通不畅、用工纠纷频发、环保争议摩擦也在全球发生，一些项目甚至因当地阻力而停滞或取消。

在国家意志与商业扩张之外，关乎个体权利与尊严的社会工作却稍显滞后。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是企业仅靠商业逻辑难以跨越的距离。这也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教授、公益组织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董强所关注的，相比企业出海的规模，中国社会组织的全球化步伐却存在多重阻力。

作为长期跟踪国内外公益生态的学者，董强曾多次深入全球最边缘人群的生活环境，这使他对“发展”的理解，不单停留在效率与指标上。董强认为，全球化的合法性不仅在于效率和产能的输出，更体现在尊重当地社会的发展逻辑与个体尊严。

他指出，全球化需要的不只是企业“走出去”的能力，更是构建与之匹配的社会连接能力；亟须打破意识和制度阻力，推动企业与社会组织的深度协同，让社会组织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价值，以本土化实践获得民众的认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赢得更多尊重和认同。

受访者在埃塞俄比亚调研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微笑儿童项目

被企业低估的海外社区工作

南方周末：近年来全球地缘冲突风险加剧，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是否受到了影响？

董强：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其一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并没有深度融入联合国系统或欧美社会组织主导的全球发展合作体系，更多是“自己摸索”和“另辟蹊径”。其二是中国社会组织受限于资金、人力等资源约束，通常只会在少数国家开展项目，选择项目地非常审慎，首选与中国政府保持长期友好关系、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国家（如柬埔寨、尼泊尔、肯尼亚等），提前避开了风险地区。

南方周末：目前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是否与社会组织有合作？

董强：大体而言，合作模式是零散、被动的，以短期的公益活动为主，没有融入企业战略。国企主要根据考核指标，会在所在国有选择性地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其他中资企业，只有在当地有刚性法规要求时，才会开展相关工作（如刚果金要求矿产企业必须拿出一定比例资金做社区发展）。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未认识到公益和社区工作对商业发展的长期价值。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中国社会组织在海外似乎没能发挥匹配的影响力。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董强：目前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数量不足国内总数的1%，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是中国企业对社区工作缺乏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多关注商业是否成功，把社区、公益工作当作“附加项”，甚至认为自己有办法解决所有非商业问题，没有意识到做好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和专业性。例如一些中国企业海外建厂遭遇当地居民的抗议，原因之一是社区沟通工作未能做到位。

其次是制度层面缺乏推动。国内对涉外活动审批要求严格、很多社会组织即使有国际合作意愿，也面临较高的制度门槛，无法走出去。政府部门没有将社会组织视为出海的重要主体之一，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资源支持。社会组织仅靠自身“单打独斗”，难以形成与企业出海相匹配的影响力。

三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走出去是非常“费钱”的事，中国社会组织受限于资金来源、规模，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也缺乏国际组织那种公共议题对话能力，限制了走出去的步伐。

中国社会组织“另辟蹊径”的海外实践

南方周末：与西方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社会组织开展公益实践的出发点和组织方式有哪些明显不同？

董强：最核心的差异是出发点的不同，一个是政策响应导向，一个是自身意志导向。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内长期回应政府的引导方向，如扶贫救灾、医疗保障、儿童救助等，围绕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民生需求布局，关注困难群体的生存保障，做事也会在政府框架内推进。自然而然，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也会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依然还是关注慈善类的社会帮扶工作。

西方社会组织带有强烈的自身意志和价值追求，不倾向做儿童救助、残疾人帮扶等纯救助性工作，而是聚焦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关注人的意识成长和全面发展，参与政策倡导、公共议题发声，理念输出意识非常强。

南方周末：中国社会组织倾向于避开西方社会组织扎堆的区域，如何理解这种倾向？

董强：这种选择并非刻意为之，而是由资源禀赋决定。西方社会组织扎堆的区域，可以给到当地社会组织更多的资源并且支付高管理费。受资金规模的限制，中国社会组织难以承担高的管理成本，因而选择借助于当地低成本运行的社会组织，落地到贫困地区的教育、供餐、生计等基础民生领域。

在项目管理上，双方呈现出短期效果监控与长期影响力深耕的区别。中国社会组织因资金不稳定、国内诸多不确定性，公益布局相对流动，多与当地小型NGO合作，开展小型救助型项目，以快速落地、见效为目标，对项目资金监控严格、效果监测频率高。西方社会组织则会选定特定国别或区域长期投入，合作伙伴选择更重长期稳定性，项目监测聚焦长期效果追踪，以实现理念落地的长期目标。

这使得中国社会组织虽然能够深入艰苦一线，但难以深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发挥更大价值。西方很多NGO会长期扎根在一个地方，哪怕是小地方，也会长期深耕，这是我们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的地方。

受访者在埃塞俄比亚调研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微笑儿童项目

南方周末：在对海外公益的一线考察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场景？

董强：埃塞俄比亚的很多乡村学校，教室里挤满了孩子，师资严重匮乏，基本教学难以维系；公益机构捐赠的电脑、净水设施，因当地电力短缺常年闲置，积满灰尘，堆在角落；不少孩子吃饭都只能在树阴下，没有任何的就餐空间。

这些情况令我深刻认识到，公益必须深入一线，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项目的可持续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先进的设备，放到当地可能因为基础设施、管理能力的限制，无法发挥作用。只有深入社会基层，才能真正看清这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全貌，给予力所能及的精准支持。

受访者在肯尼亚调研造梦公益执行的国际免费午餐项目

重塑大国地位的民间底色

南方周末：对于希望做好海外社区工作的中国企业，有何建议？

董强：一是培养国际同理心，树立长期的社会价值观。企业出海不仅是商业版图的国际化，更要承担与东道国共生发展的责任，需要意识到海外公益和社区工作，是企业扎根本地、构建良好经营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企业能够在更大的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赢得尊重的关键。

二是给予社会组织更多的支持和包容空间。无论是资金、资源，还是合作机会，只有社会组织的海外能力提升了，才能更好地协助企业解决社区关系、公共形象等问题，有效规避风险，实现企业与当地社会的共赢。

南方周末：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组织在国际发展合作中，需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需要的支持有哪些？

董强：在全球舞台上，不仅有国家、企业的角色，社会角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土耳其、卡塔尔等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组织，都在积极走出去，中国社会组织也需要跟上步伐，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民间桥梁，既要承担起企业海外履责协作主体的作用，更要发挥民间外交的价值，让世界更立体地了解中国。

首先，目前最重要的是制度空间的释放，当前制度环境对社会组织跨境活动的管理带有一定的内部思维，多持审慎监管态势。这导致在海外利益博弈中，我们缺乏社会组织发挥“避震器”和“对话纽带”的作用。当企业遭遇社区争议时，缺乏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作为中间地带进行柔性调解，矛盾往往直冲政府或企业。只有国家出台清晰的政策，释放合规、资源、发展的制度空间，才能带动社会组织海外发展的积极性，激活社会组织民间外交的能力，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维度的海外延伸。

第二，突破“流动公益”的局限。受限于国内单一且短周期的筹资结构，中国社会组织在海外多呈现“游击式”工作，即所谓的“流动公益”。这种模式很难深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组织应摆脱“救急”思维，提升公关传播、媒体对话、社区冲突解决等长期运营的硬实力，弥补与企业合作、与地方社群对话的能力缺口。

第三，培养具备“多元对话能力”的社会活动家。现有人才瓶颈不仅在于跨文化沟通，更在于缺乏国际同理心和对复杂社会议题的拆解能力。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懂项目管理，更要能像“民间外交官”一样，在ESG合规、社区共生、个体尊严等全球普遍性议题上，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清中国实践。

整体而言，中国社会组织的海外发展，不是单一主体的事情，需要国家、企业、社会的多方协同，只有在制度层面做好引导，企业层面达成共识，社会组织层面做好能力建设，才能真正打破当前的发展困局，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发挥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

（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