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茜·米勒：是什么让男孩觉得“这样做是可以的”？

（受访者提供/图）

弗里希尔斯律师事务所的总部在悉尼市中心，G层，现代化的玻璃幕墙，自动门每隔几分钟开一次，进出的人手里拿着咖啡杯，旁边是地铁口、购物中心、海德公园。

这是澳洲最顶级的律所之一，律师苏茜·米勒(Suzie Miller)曾在这里工作18个月，然后离开——尽管走到这一步并非易事。她出身工薪阶层，“在西方，除非你足够聪明，否则你必须非常有特权才能上法学院。”进入律所后，她很快识别出这里存在的不平等：阶层的裂痕，性别的裂痕，以及人们如何为了融入其中而戴上社交面具。而比起当时工作中经常要处理的商业合同，她还是更想谈论真正重要的事。

于是，她转而去做人权、儿童和青少年权益律师，其中一个落脚点是Shopfront青年法律援助中心——距离上家律所步行只有十几分钟，但景观完全不同。低矮的两层建筑，一道红色的门，树整齐排列在两旁，墙面是牛油果绿。在这里，苏茜的工作之一是为遭受性侵的年轻女性做笔录，每周多达六份。

在那些最终进入法庭的案件里，内衣款式和颜色被视作“邀请”的证据；受害者能清楚记得那个人和发生了什么，却记不住细节的顺序——创伤导致记忆碎片化，而辩护律师往往会抓住这种偏差来质疑证词的可信度。更根本的问题是，如果受害者没有“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而是本能地僵住或讨好求生，法庭就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件事。司法程序看不到背面的那些东西：创伤，恐惧，以及女性面对暴力时真实的身体反应。

她开始写。她写下《初步举证》的故事：泰莎，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被控强奸的男性辩护，一直坚信并维护着系统的运作，直到自己成为受害者，站在交叉询问的另一席。

苏茜告诉我，戏剧《初步举证》首映后，发生了两件事。在格里芬剧院，一群14岁的小男孩在看完演出后排队要签名，其中一个天真地说：“我不知道那也算强奸”；在百老汇，一位四五十岁的男观众找到苏茜，坦承“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这两段对话促成了《非穷尽列举》：杰西卡，一位刑事法官，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她在法庭上处理大量性侵案件，而她的儿子被指控强奸。在社会层面上，她为那些受到侵犯的女孩伸张了正义，回到家庭中，她却成了一个无力的母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010年，苏茜·米勒离开她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律师行业，转为全职编剧，目前创作了超过40部戏剧，《初步举证》和《非穷尽列举》是她的法律三部曲的前两部（第三部还在创作中）。她相信，戏剧在一个夜晚能引发的观众思考，比自己作为律师处理一个案件能产生的影响更大——事实的确如此。《初步举证》在四十多个国家演出，推动英国法官修改了性侵案的陪审团指引。她还记得在悉尼首演的夜晚，女性法律从业者聚在一起谈起职业生涯中的类似经历，谈论旁听和参与此类审判的感受，也谈论这个体系到底可以怎样改变。

类似的对话，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2026年3月8日，《非穷尽列举》进入中国院线，上映一周后豆瓣评分9.2，近6万人标记看过，超过10万人标记想看，评论区讨论热烈。“中国的观众非常聪明和敏锐，”苏茜说，她参加了线上的映后交流，“她们真的在展开思考，并且将这个故事与自身的生活联系起来。”

3月10日，苏茜·米勒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悉尼格里芬剧院（Griffin Theatre）前的海报墙上有《初步举证》的海报（朱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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