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最高法庭:专访《“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我是在写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都是绝密的,如果把关于“四人帮”的3600卷档案开放给我,那写出来的可能更加惊人。”

责任编辑:袁蕾 实习生 朱怡 朱晓佳

陈伯达听说叶永烈要采访自己,原话是:“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炎而住院。十天后,叶永烈从上海赶往北京,开始对陈伯达采访。

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是从1970年10月18日,他被软禁之日算起。在宣判时,陈伯达已服刑十多年。

人们往往以为陈伯达是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其实,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他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度过的,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在陈伯达晚年,叶永烈是多次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能从上海得知陈伯达的情况,并且及时赶去采访陈伯达,得益于叶永烈与公安部多年的联系。叶永烈也很注意采访技巧。由于他在采访陈伯达之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所以陈伯达跟他一交谈,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是一个谈话的对手,所以也就接受了他的采访。

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那天正是中秋节,有人送来月饼,他高兴地吃了。那一天陈伯达送了叶永烈一幅字,“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款是“仲晦”。

“仲晦”是陈伯达的23个笔名之一。

1989年9月20日,八十五岁的陈伯达去世。

叶永烈是三十年来,国内惟一长期关注“四人帮”历史的非虚构作家,他独家采访过而又逝去的“文革”人物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徐景贤、“王洪文的死对头”耿金章、寻访过“江青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当年执行逮捕江青的张耀祠将军等百余人,所有这些采访都呈现在《“四人帮”兴亡》一书中。

2009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四人帮“兴亡》,叶永烈用了近20年采访完成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内地惟一正式出版的讲述“四人帮”的纪实文学。

王力当然有权修改自己的话

南方周末:你说《“四人帮”兴亡》有不可复制性,为什么不可复制?

叶永烈:写《“四人帮”兴亡》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当时是死的档案,这个过一千年还是这样。文献,文献,这个文是存在的,关键是这个“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述历史。不可复制性是指这个口述历史不能再现,关键是那么多当事人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经过、历史细节。我曾经说,写历史的作家是一个捕捉细节的职业,因为你的作品要充满细节,这个细节对历史学家,对中共党史学家来说,也许并不在意,而我恰恰非常在意,这些历史的细节就造就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南方周末:哪些细节你认为是不可复制的?

叶永烈:比如陈伯达一生用过23个笔名,这23个笔名,过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话还可以再考证出来,可每个笔名的来历、他为什么叫“伯达”,就只有他本人说得清楚。“伯达”这个笔名,他说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斯巴达克斯》,讲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陈伯达说自己特别崇拜他,就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作自己的笔名。这种细节是不可复制的,如果那天我不问,或者没有谁去追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再比如,当年江青在上海有一个家,我找到了她当年的二房东,又找到了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秦桂贞所谈的细节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记录。

幸亏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做,像王力,我前后采访他八年,他死的前些天我还去找过他。

南方周末:采访的难度是历史写作的一种,还有一种难度就是你怎么保证受访者的表达是真实、可信的?

叶永烈:陈伯达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跟我说,年纪大的人容易护短,事隔多年,他有些年代记忆不准确了,他让我以他当时发表的文章为主。采访这些历史老人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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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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