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照护终将结束,孤独症家庭如何为“身后”做准备
目前已经设立特需信托的家庭,大多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现在有二十多家信托机构在做,合约数量超过一百单。
在我们的调研里,有近四成家庭表示,未来没有可以信任的近亲属来承担监护责任。这意味着,社会监护组织服务的发展是缺位的。
责任编辑:钱炜

卢莹和儿子森森。受访者供图
森森喜欢地铁和电梯。
他会去不同城市乘坐地铁,选酒店的标准是电梯品牌。他能说出广州哪些地铁站是左门开、哪些是右门开,甚至分得清高峰与平峰时段列车的终点变化。他站在站台上,看着列车进站,眉开眼笑,再看着地铁离开,就像送走了自己的朋友。
25岁的森森,是一名中度孤独症谱系障碍者,伴有轻度智力障碍。他现在一所小学做文印员,按时上下班,独自居住。在母亲卢莹看来,这已经是“接近正常生活”的状态。但她已55岁,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了,儿子该怎么办。这也是许多心智障碍家庭绕不开的问题。
“国外有研究数据显示,心智障碍群体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大概短20岁。”卢莹说,一旦照护关系中断,他们的生活往往迅速坍塌。
北京晓更助残基金会理事长李红介绍,2025年11月,他们曾对超过8000名心智障碍者家长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孩子进入20岁以后,多数家庭对“身后安排”并未真正准备好。此前,已有媒体报道了多起因父母无力照料且未做好托付安排,导致心智障碍者陷入困境的案例。
在4月2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到来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对话卢莹与李红,重新梳理这一群体在成年之后的生存处境与可能的解决办法。
稳定融入社会的不到四成
南方周末:从整体来看,中国心智障碍群体,尤其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规模和结构大致是怎样的?
李红:中国心智障碍群体有1200万到2000万人,根据相关学术研究推算,其中孤独症谱系人群约1000万人。
从结构上看,一个是城乡差异。我国有接近八成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孤独症人群估计也存在类似情况。同时,农村地区的筛查和诊断能力比较弱,很多人没有被识别出来。
第二是年龄结构。中国真正开始系统诊断孤独症,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所以现在40岁以上被确诊的人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而是很多人过去没有被诊断,甚至被当作其他精神疾病。
南方周末:有多少孤独症患者能够像森森这样,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活?
李红:有接近一半的人,在提示和一定支持下,可以参与日常生活。如果放到学习和工作这个维度来看,能稳定融入社会的不到四成。孤独症患者中,轻度、中度、重度的占比可以粗略分为4∶3∶3,其中有相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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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