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敢说”到“愿提难题”：政企见面会改变了什么？

3月18日，浙江湖州，第169期“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正在举行。8位智能装备的企业家与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桌，从政策保障到技改研发，从外贸参展到人才招引，一个个问题被抛出来，又一个个被政府部门现场“领题”带走。会场上没有主席台，发言不分先后，问题不设限制。

这不是孤例。2025年9月，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场座谈会临近结束时，空御科技运营总监张莹举起手，她带来的问题很具体：反无人机设备需要测试，但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具体来说，反无人机的测试需求与无人机完全不同，前者需要模拟真实复杂的场景，后者需要无干扰的隔离空间。会后，企业没有自己挨个跑部门，而是由“局长天天见”活动协调有关部门具体落实——周一对接交通运输局谈场地规划，周二对接经信局谈行业政策，周三对接发改委谈要素保障。三天时间，三个部门，一个问题被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逐一推进。

这样的场景，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从早餐会、下午茶到恳谈会、产业链座谈会，一种以“面对面”为核心的政企互动浪潮正在悄然兴起。在数字化政务高度发达、线上办事日益便捷的今天，为什么面对面的政企会议反而越来越重要？

这场遍及大江南北的治理实践，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政企关系演进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制度产物。本报告试图通过“政企见面经济学”这一概念，以政企面对面会议为研究对象，聚焦我们长期跟踪调研的两个典型城市样本——成都与湖州：一座是民营经营主体数量全国第三、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一座是约每6人中就有1位“老板”、常住人口300万量级的中小城市。通过解剖两地实践，探讨这种常态化、制度化的线下互动如何破解政企沟通难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并为新时代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提供实践支撑。

2025年9月25日，成都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场座谈会现场。（图/李亚飞）

政企见面“逻辑变了”

以往，政府面对面掌握企业需求的渠道相对单一，多依赖企业上门办事的被动反馈，或特定主题的专项调研，缺乏固定、便捷的面对面沟通场景，导致难以全面、及时地掌握企业的真实诉求，成为长期制约营商环境的隐形堵点。最近几年，以早餐会、恳谈会、产业链圆桌会等形式出现的常态化政企沟通会议，正在越来越多城市流行开来。

这其中，以芜湖“畅聊早餐会”为代表的观点碰撞型会面运用得较为广泛。这类会议的关键，是把会场搬到生活场景里，用低压力、去官僚化的环境和氛围，打破政企之间的权力距离和心理隔阂，让企业家敢说真话，敢于敞开来聊。会议内容往往不局限于特定领域，鼓励企业家各抒己见、发散思维，在观点碰撞中激发创新点。

此后，一种更为正式、以解决企业具体诉求的问题解决型会面陆续出现。它以企业具体问题为中心，通过定期组织见面会，每期设置一个主题，固定会议流程并召集相关部门来解决企业的诉求。这种见面会的优势很明显，一方面，它能有效降低沟通成本。固定的会面频率让政企双方达成共识，企业知道何时何地可以反映问题和需求，部门也可以及时掌握企业的动态，无需额外的动员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家与有关部门的班子成员当面对话，层级少、链条短，企业诉求可以快速传递到决策层。

湖州的“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即为这类会议的典型例子。自2022年6月8日起，每周三这个会如期召开，根据与企业共建的“恳谈会议题库”或近期工作重点选择主题，湖州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轮流与企业负责人围坐一堂，谈问题、说痛点，纳入听取、分办、办理、落实、反馈、评价六个环节的闭环管理，并要求相关部门会后两天内交办、两周内办理回复。

然而，当城市规模变得更大，追求“包罗万象”可能导致行政负担过重和效能不足。产业治理型会面成为更适合大规模城市的选择。这类会面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协同发展，将链主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科研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聚在一起，从行业现存瓶颈出发，推动政策优化、规则完善、产业升级。

成都对此已有一定的探索。2025年9月起，成都在此前“进解优促”行动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每天有局长坐班、每周有链长接待”的机制，聚焦传统优势产业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堵点和发展需求，通过1场面对面活动、7天集中攻坚周和365天常态化服务的制度化安排，不断优化重点产业的发展生态。

具体来说，每周围绕一条重点产业链举行一场活动，由市领导担任“链长”，牵头部门设“链长办”，企业通过线上公开报名，提交“需市级以上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对于报名企业，面对面活动尽最大限度“照单全收”，再按照产业的细分领域将企业分组，并与对应的责任部门分配至同一圆桌，以便交流。

专场活动后的连续5个工作日，每天由一个市级部门主要领导坐镇，解决会上的未尽问题、接待未参会的企业。此后汇总的问题进入产业链专班督办流程，其中市政府督查室跟踪重要问题，原则上“一周内给企业回应，一个月内形成解决情况专报”。

随着政企见面会出现得愈发频密，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新的趋势。近年来，各地多以“新春第一会”部署营商环境，但会议形式一般为政府讲、企业听，内容聚焦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和举措，向市场释放政府重视企业、尊重企业家、支持实体经济的信号。而今年的新春第一会，多地主动打破这种传统模式，推动政企会面朝着更务实、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变化体现在以下方面：地点上，珠三角多市把会议开进企业车间、建设工地、调研路上，如中山将新春第一会开进明阳集团总部，江门领导会后直奔李锦记、建滔产业园等企业的车间和工地协调问题，珠海则兵分六路深入十余个项目现场找问题、解难题；座次上，南京、淮安、宿迁、阜阳等地让企业家登上主席台，佛山采用“企业坐中间，政府坐两边”的布局，福建、青海不设主席台、不念稿，鼓励企业家“说真话”。

从传递信号到解决问题，从政府动员走向政企平等，新春第一会正在被重新定义。

进一步来看，政企见面会的类型迭代，本质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双向适配：仪式型会面适配“营商环境定调、稳定市场预期”的初期需求，观点碰撞型会面适配“打破政企隔阂、收集真实诉求”的沟通需求，问题解决型会面适配“精准对接诉求、降低沟通成本”的服务需求，产业治理型会面则适配“产业链协同、产业生态升级”的发展需求。

而这股政企见面热潮也并非无源之水。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意见明确要求建立规范化机制化的政企沟通渠道；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政府需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2023年国家发改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将与民营企业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作为核心职能；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以法律形式明确相关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引导到法律保障，“面对面”沟通正在成为政企互动的新常态。

政企见面会为何成为“刚需”

在各类政企见面会涌现和迭代的背后，是政企关系的深刻变革与企业需求的结构性升级。

对此，我们首先要放在政企关系演变的长周期中理解。在漫漫的发展长河中，政企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从计划经济的“政企合一”到改革初期的“政企分开”，再到新时代的“合作共赢”，中国的政企关系始终在动态调整中寻找更优的平衡点。

而近年来最显著的变化，是政府职能加速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一方面，“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简政放权、优化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改革重点；另一方面，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也被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但服务需要制度载体，关系需要实践场景。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黄新华曾撰文表示，“有需必应，无事不扰”政企互动新模式的本质是“通过制度性安排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企见面会，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形式之一。通过会议里的常态化见面，政府能更精准地掌握企业动态、行业痛点，更科学地制定政策、优化服务，也能避免过度叨扰或服务滞后。与此同时，通过现场协同、闭环办理，能够打破部门壁垒，提升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能力。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的长期桎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张韬在分析政企关系时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长期困扰政企互动的核心难题。企业在预测政策变动和市场运行方面处于信息劣势，而缺乏政企沟通平台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

具体来说，在传统科层制架构下，企业诉求抵达决策层往往需经过多级传递：从企业到街道、从街道到区县、从区县到市级部门，每一级都可能产生信息损耗和时间延误。政企见面会通过搭建“面对面”沟通平台来压缩信息传递层级，让企业的模糊诉求能当场厘清、政府的政策意图能当场解读、部门的职责边界能当场明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信息壁垒。

企业需求的结构性升级也在推动这一变革。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企业对政府的需求更多集中在政策优惠、土地供给、资金支持等方面，“找关系、跑审批”成为政企互动的主要形式。彼时，企业最关心的是能否拿到好资源。

但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企业的需求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压力，企业的发展信心不足、预期不稳。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最需要的是稳定的制度环境、公平的竞争规则、可预期的政策走向。

政企见面会以制度框架规范互动流程，避免人情关系异化；又保留了情感沟通的温度，通过面对面的真诚交流缓解政企互信不足的问题，能够较好地回应这一变化趋势。正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的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政商关系的两个重要面向，是绩效导向驱动的正式化、制度化与人格化激励、非正式信任关系之间的“混搭”关系。

综上所述，在宏观层面上，政企见面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实践，是亲清政商关系落地的有效载体。它让“亲”有了具体场景——领导班子坐在企业身边现场办公；让“清”有了制度保障——互动过程可记录、可追溯、可问责。

在中观层面上，它是地方竞争升级的制度创新。在“官场+市场”双重竞争驱动下，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更精准的服务吸引和留住企业。传统的拼土地、拼税收、拼补贴模式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政企见面会通过解决企业实际诉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抓手。

在微观层面上，它是企业需求变化倒逼的产物。当一家小微企业也能坐在市长身边提出诉求、一家初创企业也能通过公开报名获得与局长对话的机会，这背后是企业对公平、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的深层诉求。

从“见面”到“见效”的共性机制

政企见面会的最终价值，不在于会上说了什么，而在于会后改变了什么。

《公共行政评论》曾在2024年刊发研究论文指出，在政企互动中，因政策繁杂不清、政企沟通不畅，以及申报、交易和经营过程中行政程序繁琐、管理规则差异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过重的行政负担。而政企见面会通过压缩信息传递链条、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明确的响应机制，将企业从“跑部门”的行政负担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开展生产经营。无数微观经济体运营效率的提升，则会汇聚成促进区域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强大动力。

从产业转型来看，政府通过面对面沟通精准收集企业诉求、系统梳理行业痛点，不仅能倒逼政策优化和制度创新，为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搭建优质平台，更能依托政企互动的实践场景，让部门工作人员直面产业一线难题、熟悉行业发展规律，进而快速提升业务素养和履职能力，实现产业赋能与队伍建设的双向提升。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罗进辉曾通过一篇实证研究指出，地区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地区的市场活力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力越小，本地民营企业的战略变革水平越高，并对宏观层面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重要载体，有效的政企见面会无疑能推动形成“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政商互动格局，进而助力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研究结论，与湖州、成都两地的实践成效高度契合。

到2025年年底，湖州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连续举办了161期政企恳谈会，汇集并基本落实了9313位企业负责人的万余个具体问题，形成每周一次、市与区县联动的常态化运行机制。在“周恳谈”的基础上，湖州进一步发展出“月例会+年分析”机制，用来梳理从恳谈会收集到的共性问题，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在此期间，湖州的经营主体从46万户增至58万户，上市公司从46家增至64家，其中民营企业63家。

成都则聚焦产业转型需求，通过产业链专场会面，精准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标准完善和生态优化。据悉，成都低空经济目前已引育全产业链企业超500家，形成3556平方公里的低空飞行网络，大型无人机产量和出口量居全国首位。

湖州侧重通过常态化恳谈为企业减负、激发市场活力，成都聚焦产业链专场为产业赋能、推动转型升级，两地实践虽各有侧重，但都印证了政企会面的核心价值。结合这两个样本，我们可以清晰梳理出政企见面会从“见上面”到“办成事”的主要转化机制。

首先是把企业模糊的诉求转化为清晰的问题。通过提前征集、研判问题，并创造场景让企业、市领导、部门负责人与产业链相关方现场沟通、及时反馈，将企业的情绪性表达和模糊性诉求，去噪成清晰的、可办理的具体事项。例如空御科技“缺场地”的模糊诉求，通过面对面沟通转化为“反无人机打击类设备需要不同性质的测试空间”这一清晰问题。

其次是打破跨部门协同的壁垒。通过让有决策权、有协调权的负责人共同在场，把企业原先“多头跑、反复找”的负担转换为政府内部的协同成本。湖州模式中职能部门“现场领题”，成都按产业链环节给圆桌分组，本质都是将跨部门壁垒在同一场景里打通，实现高效协同。

再次是建立明确的响应机制落实问题。具体来说，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现场给出解决方案；需要跨部门解决的问题，交由专班统筹推进；涉及政策调整、上级权限的问题，则纳入研究通道、定期反馈。湖州的六环节闭环，成都“简单问题当场办、复杂问题统筹办、重大问题提级办”的问题处置机制正是遵循了这一逻辑。

最后是从企业的个性问题中提炼共性问题。通过会前广泛收集诉求、会中具体梳理问题和会后接待未参会企业，尽可能扩大意见收集范围，提炼出行业共性痛点、制度性短板，以此推动政策迭代和制度创新。湖州三年多来通过梳理万余个具体问题建立了三十余项涉企政策制度，成都针对企业反映的共性诉求出台《优化营商环境70条》，即是该路径的体现。

热潮背后的隐忧

在各地大规模推广政企见面会、形式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一些普遍性、深层次的问题也亟需重视。这些问题不仅可能消解政企会面的实际效能，甚至可能增加企业负担，违背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初衷。

其一是要警惕形式主义陷阱。自早餐会、恳谈会等政企见面会形式流传开后，部分地方跟风模仿，却陷入重形式、轻内容的误区，过度包装会议流程、刻意营造和谐氛围，不仅无法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反而可能加剧政企之间的心理隔阂。2023年，河南一地在政企畅聊早餐会现场精心挂上横幅的图片在网上引发热议，部分网民直指该行为让早餐会沦为宣传造势的秀场。

其二是陷入行政负担内卷。当政企见面会成为各地竞相争先的大趋势，便容易引发数量导向的内卷。部分基层干部为完成会议指标，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筹备会议、对接企业、整理材料，反而分散了推进实际工作、解决企业诉求的精力，最终极可能演变为“象征性政策执行”，即用仪式性活动代替办实事。

其三是会面机会分配难以真正均衡。虽然多地尝试通过公开报名、确保中小微企业的参会比例等方式均衡政企会面的参与机会，但就实际情况看，规模大、知名度高、表达能力强的头部或链主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参会机会，其诉求也更容易被重视、被优先解决；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初创企业，因信息不对称、表达能力有限等，难以成为政企见面会的主流。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本就处于“沉默”状态的企业，往往也缺乏主动与政府沟通的意愿。

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勇曾明确表示：“政商早餐会不应是大企业特享。作为沉默多数的中小微企业，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的基础力量，应当提供同等参与资格。”各地在实践探索中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湖州在2025年明确要“重点提升小微企业参与度”，要求每场市级恳谈会参会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占比不少于30%。

其四是对于长效治理的重视度不足。当前政企见面会的成效评估，大多聚焦于建立了何种机制、收集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多少诉求。但对于问题解决后是否反弹、企业后续发展是否持续向好，以及临时性举措能否上升为常态化制度，往往缺乏足够的跟踪与投入。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同类问题反复出现，难以真正沉淀为产业生态的系统性改善。

其五是过度依赖会面，难以破解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政企见面会作为一种政企沟通、问题解决的治理工具，其效能存在明确的边界，如果过度依赖其破解所有涉企问题，则容易忽视顶层设计、法治建设、跨区域协调等深层改革的重要性。

事实上，政企会面能够有效解决的，多是企业个体的具体诉求、跨部门的协同难题、行业内的共性痛点等“可协调、可落地”的问题；对于涉及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法律法规调整、跨区域协调、行业垄断破除等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地方层面的见面会只能传递企业呼声、反映行业诉求，难以独立破解。

例如，部分新兴产业企业提出的“产业分类缺失”“行业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涉及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并非地方政企见面会能够单独解决；又如，跨区域产业链协同、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问题，需要多地区、多部门协同推进，仅靠单一地区的政企会面，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承认政企会面的效能边界，不夸大其作用、不忽视其局限，才是理性治理的开始。

长远之策

政企见面会的实践价值已被验证，但热潮背后的形式主义、长效性不足等问题，也提醒我们它绝非一劳永逸。唯有坚持问题导向、制度导向、公平导向，推动其常态化运行、体系化建设、系统性赋能，才能使其真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定支撑。

为此，首先应破除形式主义，回归服务企业的本质。一是将“企业满意度”作为衡量会面成效的关键变量，取代会议场次、参会规模等形式化指标；二是摒弃官僚化的发言材料、参会流程，打造轻量务实的政企沟通场景，让企业家敢说真话、愿提难题；三是强化闭环管理的刚性约束，将诉求收集、分办、办理、反馈、评价全流程纳入制度，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

其次需打破“马太效应”，保障中小微企业的参与权。一是建立公开透明的遴选机制，通过线上公开报名、行业协会推荐、随机抽取等方式丰富企业参会的渠道；二是优化会议的组织形式，为中小微企业设置专场会议并预留充足的发言时间，避免其在大型会议中被边缘化；三是建立差异化诉求办理机制，针对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难、用工难、市场拓展难等共性问题，在政企见面会上集中梳理、专项解决，提升办理优先级和响应效率。此外，要着力引导中小微企业树立主动沟通的意愿，在向其传递发展信心的基础上，激发其与政府对接的主动性，让更多企业愿意走近政府、反映诉求。

再次要完善制度建设，搭建长效机制。在常态化会面的基础上，应定期评估政企见面会的办理成效、企业满意度、产业赋能效果，根据评估结果优化会面形式、办理流程和服务内容，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推动共性问题的制度化解决，避免“解决即反弹”，呼应长效治理需求。

最后需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破解结构性痛点。对于企业的个体诉求、跨部门协同难题、行业普遍问题，由政企见面会常态化解决；对于国家层面的标准制定、法律法规调整、跨区域协调等结构性问题，建立“地方收集-向上反馈-协同推进”的传导机制，将地方政企见面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顶层政策优化的重要依据。

从长远来看，政企见面会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当下的企业诉求，更在于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打破了传统政企沟通的层级壁垒，让政府能更精准地感知市场需求、更高效地匹配公共服务，也让市场主体能更清晰地了解政策动态、更主动地参与治理过程。

对一座城市而言，每一次政企会议都是一次压力测试。它检验政府的服务意识、协调能力、制度韧性，能接住企业诉求的城市，才能留住企业的心。

而政企见面经济学，说到底是关于“关系”的学问——关于政府如何与企业建立起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关系，关于制度与人情如何在治理实践中达成动态平衡。

我们也应认识到，政企见面会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与法治建设、顶层制度设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形成合力，以法治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以顶层设计破解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以政企会面填补微观沟通的空白，共同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注入持久动力。

这场以“面对面”为核心的政企互动变革仍在继续。只有让每一次见面都不止于“见面”，政企见面才有根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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