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连冠”者遇新局：群雄入战县域赛点

随着六家国有大行2025年年报悉数出炉，各项核心指标的竞逐强弱揭晓。在净息差普遍收窄的逆风环境里，六大行全部守住了营收与净利润“双增长”底线，且其中五家大行实现不良率“五连降”。

农业银行（下称“农行”）逆周期扩张的姿态格外醒目：2022年起，总资产同比增速首居六大行之首，至2023年三季度，资产规模反超建设银行（下称“建行”）跃居行业第二；至2025年末，农行“体量”超建行逾3万亿元，略相当于中间差了一家浙商银行。

农行赚钱能力是否与“体量扩张”同步？2025年，农行净利润同比增速已实现“三连冠”，但净利润额仍落后于“亚军”建行479亿元。建行仍以逾3300亿元的净利润守住行业第二之位，与“宇宙行”工商银行（下称“工行”）是唯二的3000亿元俱乐部成员。

农行总资产和净利润逆风双双同比快速增长，原因何在？当同业纷纷将县域金融作为新赛场时，农行“起得早、扎得深”，县域已成其主场。下沉的县域金融曾是高风险的代名词，农行的资产质量是否经得起考验？截至目前，农行不良率实现了五连降。

但在六大行各自举办的2025年业绩发布会上，工行、建行，尤其是“最下沉银行”邮储银行等国有大行纷纷宣称将县域作为重要赛场，农行的县域优势正面临新的竞争格局。

县域贡献近六成

农行的体量位序逆袭始于2023年。

当年三季度末，四大行总资产规模排序从“工建农中”变为“工农建中”，农行首度反超建行，自此稳居第二。净利润增速的反超几乎同步。2023年，农行净利润同比增速甚至首次跃居六大行之首，此后实现“三连冠”。农行行长王志恒在2026年3月31日举办的业绩发布会上对此颇为自豪，“农行净利润增速已连续6年领先可比同行”。

农行净利润增速同比“三连冠”的支撑点是什么？在六大行中，农行净息差并无优势，仅略高于中国银行（下称“中行”）和交通银行（下称“交行”）。答案藏在资产负债结构里：县域存贷息差高达2%，远超全行平均的1.42%。

换言之，农行在县域市场做的是“低进低出”的生意——负债成本低，资产收益稳，息差绝对值虽不高，但其韧性、可持续性和规模扩张潜力，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反而成为稀缺优势。

数据印证了这一点：2025年，农行县域业务实现税前利润1883亿元，占全行税前利润超58%；县域存款余额占全行存款超40%；县域贷款占境内贷款比重升至41%。

从历史轨迹看，这一占比提升非朝夕之功。2021年至2025年间，农行县域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行贷款2至5个百分点，增量贡献超50%。在城市化红利减弱、乡村振兴政策推进的背景下，农行实现了县域业务“占比提升”。

然而，479亿元的利润差距仍横亘在建行与农行之间。随着建行进击县域市场，此差距能否继续收窄，仍面临诸多动态变量。

大行下场县域

事实上，县域、普惠和乡村振兴已成为银行业的结构性增量目标。

建行在2025年业绩通稿中明确“县域存贷款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对于以基建、对公业务见长的建行而言，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战略转向。工行则更直接地在年报中表示，正在“加快把城市金融专长延伸到县域市场”，并围绕县域形成新的数字普惠模式。邮储银行行长芦苇则在业绩发布会上直言：70%以上网点分布在县域及农村地区，是唯一一家深度覆盖县域乡村市场的国有大行。（详见《重注财富管理，“最下沉银行”胜算几何》）这一表述与农行相关表述非常类似。

群雄为何此时逐鹿县域市场，答案需要回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中寻找。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是银行信贷的主要投向，也是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领域。如今这一逻辑失效。银行面临一个困境：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找不到足够规模的优质信贷资产。2025年，房地产相关贷款不良生成率仍在上升，拨备计提还在侵蚀利润。同时，银行为控制风险主动收缩风险敞口，资产扩张受限。“量价双压”之下，银行不得不寻找新增长点。

与房地产调整伴随的是信贷需求的结构性偏弱，传统高收益资产（如城投平台、房地产信托）风险暴露。2025年，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放缓，票据融资占比上升，反映出实体有效融资需求不足。对于传统上以城市业务为主的国有大行而言，其组织架构、人员配置和风控体系均围绕城市客户设计，向县域下沉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但若不进行战略调整，则只能在存量市场中“内卷”，盈利空间持续压缩。

与此同时，净息差持续下行仍是银行业的共同特征。根据监管机构最新数据，商业银行净息差迭创历史新低，部分银行息差水平逼近1.20%的“警戒线”。六大国有行中，除邮储银行凭借存款优势维持相对较高息差外，其余五家息差均在1.30%以下，且同比均有下降。息差管理的核心，正从“资产端定价”转向“负债端成本”和“结构优化”。这意味着，谁能以更低的负债成本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谁就能在利率下行周期中获得更大的缓冲空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县域市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

县域利率传导存在“黏性”：因客户关系、服务便利性、信息不透明等因素，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调的传导滞后衰减，在利率下行周期中反而形成收益保护。县域“短资产、短负债”的期限结构——贷款以短中期为主，存款以活期和短期为主——也降低了利率风险敞口，提升了息差管理的主动性。

对比城市业务，部分大城市优质企业贷款利率已降至3%以下甚至接近2%，而县域贷款的平均收益率仍在3%左右。在考虑风险成本后，实际收益可能更高。县域存款成本的优势则源于居民储蓄意愿强、对利率敏感度低，银行无需通过高利率竞争获取存款，而是依靠服务便利性和品牌信任维持客户关系。

从政策环境看，乡村振兴战略为县域金融提供了制度红利——央行金融支农政策、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机制等降低了县域业务的政策成本。从竞争环境看，县域市场原有的农商行、农信社体系在服务能力和科技水平上存在短板，为国有大行下沉提供了空间。

建行和工行等大行的战略转向，正是上述宏观背景与县域市场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入场早，做得深

“看到机会”与“抓住机会”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县域金融的复杂性——客户分散、单笔金额小、服务成本高；风险特征独特，标准化风控模型效果有限；关系属性强，短期投入难以形成黏性——决定了这不是“快生意”，而是“慢功夫”。

农行在县域的布局，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物理覆盖上，农行近57%的网点和人员位于县域，覆盖全部县域。战略定力上，2023至2025年连续三年年报，农行均将自身定位为“服务乡村振兴的领军银行”，并反复强调“持续完善县域业务经营体系”。

资源配置与考核激励上，县域业务享有单列信贷计划、差异化资本计量、专项费用支持等倾斜政策。早在2022年年报中，农行明确将县域作为“稳增长的重要发力点”。县域业务指标在分支机构绩效考核中占有较高权重，且与资源分配挂钩。这种优先级安排，与部分银行将县域作为“特色业务”或“补充板块”的定位形成对比。在农行，县域不是边缘创新的试验田，而是价值创造的核心主战场。

组织保障上，董事会设立了“县域业务与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这是国有大行中首个专注于县域和普惠金融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将县域业务提升至公司治理的最高层级。高管层专设县域业务总监一职，负责统筹日常经营管理。这一设置在银行业中较为罕见。

纵向管理上，从总行到县域支行，多数分行设有专门的县域业务部门或团队，形成“上下联动”机制：总行的战略创新能够快速试点推广，基层的实践探索也能反馈升华。

这套经过多年演进的县域体系，在战略定位、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上形成了制度化安排，构成了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更具防御性的壁垒是农行一套“基础设施+数据+流程”的复合系统。

数字触达与线下协同双向发力，“乡村版”手机银行月活从2023年末的3300万增至2025年末的5200万，两年增长近58%。2025年新设1742个惠农服务站。这些“轻型网点”与手机银行形成协同。农行还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交付体系：客户可在任意触点发起服务请求，系统根据业务复杂度和客户偏好智能分配至最合适的交付渠道。

建行、工行及邮储银行在追赶：建行依托科技优势开发“裕农通”等平台，工行的“数字普惠”模式则试图通过大数据风控和线上化运营降低成本，但前者网点覆盖深度和客户数据积累等与农行尚存明显差距，后者则将县域视为“城市金融专长的延伸”而非独立的战略领域，与农行“以农村为根基”的深耕逻辑形成对比。邮储银行确将县域作为核心基本盘，但客户偏向中小企业和零售业务。

随着同业纷纷下沉，县区金融竞争必将更激烈。

县域金融不等于高风险

农行资产规模逆风高速扩张，尤其是县域贷款两年增长超20%，“惠农e贷”四年翻两番。这一现象引发市场追问：规模狂奔的同时，资产质量是否已被抛在身后？县域金融是否风险更高？

农行目前给出的答案，似乎与经验法则背道而驰。

2025年末，农行不良贷款率与其他四家国有大行（邮储银行2025年同比微增）一样实现五连降，但不良率略高于中行和邮储银行；拨备覆盖率虽与其他四家银行一样五连降（交行2025年同比微升），但仍保持在六家国有大行之首，高近293%；农行贷款拨备余额保持万亿元以上，亦居可比同业首位。

更值得关注的是，农行是可比同业中唯一逾期率低于不良率的银行，且已连续五年维持逾期与不良剪刀差为负值。这意味着农行在资产质量认定上采取了远比监管机构要求更为严格的标准。

县域资产质量的表现更为突出。2025年，县域不良贷款率从1.21%降至1.13%，低于全行平均水平1.27%，彻底打破了“县域=高风险”的刻板印象。这一改善发生在县域贷款高速增长11%的背景下。

不良率改善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客户结构优化，加大对优质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涉农小微企业的支持，退出高风险客户；风控能力提升，依托数字化工具和农业产业链数据，增强风险识别和预警能力；处置力度加大，对存量不良加快清收处置。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县域资产质量呈现“增量优化、存量改善”的良好态势。

农行副行长林立对此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表述。他将风险管理视为商业银行未来两到三年的核心“分水岭”，并直言：“产品可以同质化，服务可以同质化，甚至人工智能技术未来也可能趋于同质，但风险管理的差异化是客观存在且至关重要的。”针对普惠零售贷款“小、散、多”的特点，林立用了一个颇为形象的表述：“我们不会让它‘披头散发’，而是要让它‘眉清目秀’。”

在更趋激烈的县域战场上，农行是否仍能保持先发优势，不良率是否持续下降，净利额何时跟上体量之位，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