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t】佳杰思 黑森林里走出的传奇
“我喜欢变化,去不同的地方。”佳杰思的性格里有无畏的因子,“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要怕,要过快乐的生活。”除了母语德语,他还懂得俄语、西班牙语和中文
“我喜欢变化 去不同的地方 ”
佳杰思的性格里有无畏的因子
“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要怕 要过快乐的生活”
除了母语德语 他还懂得俄语 西班牙语和中文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40岁落脚中国前 他从没有在一个国家长久居留过 即使是他的祖国德国

佳杰思 图/姚磊

佳杰思是报道2008 年北京奥运会众多著名的外国记者之一,比精彩的赛事更令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粉丝”们的表现。照片中是佳杰思和《明星》周刊的摄像师,以及一位骑着三轮车专程从家乡杭州赶到北京为奥运加油的男子,这位男子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奥运五环的颜色,身上还有奥运标识的文身 图/姚磊

佳杰思领导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政府拨出更多经费用于招聘教师,以便缩小班级编制,改善教学质量 图/姚磊
“Adrian,你一定是疯了!”2000年,当佳杰思告诉他的朋友们将离开德国去中国时,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怎么能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
他在电视台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足够他舒适地生活。现在要去中国,要学习复杂的中文,这是保守的德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但知道他经历的朋友也知道,这个出生在德国“安心、保守而美丽”的黑森林的少年,自16岁加入共产党后,就从未停止过青春的躁动。他从来都只听从自己的想法生活。
那时,佳杰思已经40岁了。在德国电视台工作了五年,做过节目编导,做过记者。为了拍摄“耸人听闻”的新闻,他曾潜入俄罗斯的红灯区,采访过黑手党,专访了叶利钦,也做过车臣和前南斯拉夫的战地记者。他有一个长久暗恋的化名叫桑迪的女人,当他看到在自己的节目里,死去的桑迪被界定为“东德黑手党妓女”时,他终于明白“所谓新闻自由只是少数几个媒体集团的自由”,而他“迄今为止所有的生活土崩瓦解了”。此后,他决定去中国,那是他向往的“遥远、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度”。
“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佳杰思 图/姚磊
这时距离佳杰思第一次来中国已二十余年。那是19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开始恢复,德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也在缓和中。年轻的佳杰思在德国青年团《活力》杂志社做记者,从“文革”的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在进行着缓慢但欣欣向荣的改革,这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一天,西德共产党一位高层领导请他去到总部,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希望邀请西德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去中国访问,但他们想慢慢来,先派一个低层干部去看看。“我以为我没有希望,没想到他说:‘我们最后决定让你去。’”就这样,26岁的佳杰思来到了中国。
那时的他,瘦削、乐观、充满活力。在一个半月的旅程中,一个人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城,心中满溢着“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向前”的兴奋。在当时的他眼里,中国是一个“害羞、保守的国家”。回到德国后,佳杰思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书《苏醒的中国—我的旅行印象》。相对当时西德出版界一边倒地反对中国立场,佳杰思笔下的中国却是一个新鲜和矛盾客观并存的国度,他赞成中国的改革,认为“这些年中国改革的路子很对,虽然也有不尽人意的的地方,但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这引起了一些争议。那是一个愤怒和极端的年代,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受1968年学生运动潮流影响,喜欢毛泽东,喜欢革命。
此后的十多年,佳杰思在前苏联读书,同时于报馆供职。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成了梦想已久的“职业革命家”:去到古巴、越南、尼加拉瓜等社会主义国家,策划领导学生示威游行, 为此前工作过的《活力》杂志撰写报道,在访问越南期间撰写的一位深受迫害的年轻女子成长为一名勇敢战士的故事深入人心。
“我喜欢变化,去不同的地方。”佳杰思的性格里有无畏的因子,“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要怕,要过快乐的生活。”除了母语德语,他还懂得俄语、西班牙语和中文。“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40岁落脚中国前,他从没有在一个国家长久居留过,即使是他的祖国德国。
在中国的第二年,佳杰思担任了德国贝塔斯曼旗下的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的CEO。住在上海160平米、月租2300美元的公寓里,享受着开放的中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奢侈服务。但与此同时, 他又见识到另一个中国。“去四川旅游的那一年,我在沿途看到了这样的景象:羸弱的老农栖身在用树枝草草搭盖的窝棚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三口之家睡在光秃秃的一张破床板上,没铺没盖;孩子们从家里拎着小板凳步行去很远的地方上学,而且所谓的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那个情景长久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与他在德国的经验反差太大了!“德国的农村和城市也不一样,但那是农村生活比城市还要好一些,农村人口大概只占到5%。现在中国的城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慢慢来,帮助农民来城市打工,同时在村里投资。这样对他们的发展比较好,比政府安排更好。”佳杰思回国后这样总结。
四年的CEO生活,让他接触到中国更真实复杂的现实层面。由于中国法律规定只有本土的国有出版社才能办刊物,所以佳杰思的公司只能采用合作的方式。然而集团选中的合作方像“一部脱了节的老爷车”,这让习惯高效的德国人伤透了脑筋。旁观许多所谓名流的生活,他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满足于完成工作,支付生活所需,不愿满世界奔走。极少有人像他这样,有时自信满满、可以毫无顾及的去往世界各国;有时面对陌生环境的种种荒谬,又很失落。年轻时作为共产党员 “愤青”对社会的不满仍有遗留,选择的对与错,很难评说。

17岁的佳杰思(左)以中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前西德弗莱堡劳工青年团的某次代表大会。为了动员青年一代,宣传海报上的马克思(图下角)戴上了时髦的摩托车眼镜 图/姚磊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笨的想法
mangazine·名牌:你现在还是共产党员吗?
佳杰思:我早就不是了,1989年离开的。1985年前苏联开始他们的改革开放,我很赞同,但德国西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那时的情况很复杂,东德与前苏联的想法也不一样,也不认同。而我认为应该改革应该开放,这是我为什么离开德国共产党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这与我们当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是反对党。
mangazine·名牌: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平等,而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此你怎么看?
佳杰思:现在的中国与我们当年的理想差别很大,那时候根本想不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会比德国还要大。不过我现在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也需要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意味着没有发展。以东德为例,从前东德社会基本平等,但问题很多。每个人的工资差别不大,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做些什么。人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如果每个人的生活差不多,就谈不上什么理想。以前苏联人经常说一个玩笑—他们喜欢开玩笑,虽然生活困难,也不直接批评政府。1917年以后,一个老革命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他的子女告诉他,外面正在闹革命,要批斗富人。老革命不解:“怪了,为什么不要富人?我们闹革命时候的理想是每个人都做富人。”
mangazine·名牌:中国现在有钱没钱的人,有文化没文化的人,共性是都不大开心,焦虑,有戒备感。不像1980年代,所有人都很高兴。你是否有同感?
佳杰思: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德国也是这样,有些德国人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 害怕工作机会会受到侵蚀, 也 “不高兴”,也焦虑,但这个想法不对。
mangazine·名牌:现在有本书就叫《中国不高兴》,很火,但也有人批评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佳杰思:我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不管是中国、德国还是美国。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笨的想法,会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很容易把小问题扩大。“一战”后德国人民也“不高兴”,别的国家对我们不好,赔款很多,一些领土被侵占,生活很穷。希特勒就是利用这个心理掀起战争,我们都知道后果是怎样的。但现在的世界早已不一样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各方面的命脉都绑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整体作用是正面的,德国老百姓也会变相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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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佳杰思(左)以中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前西德弗莱堡劳工青年团的某次代表大会。为了动员青年一代,宣传海报上的马克思(图下角)戴上了时髦的摩托车眼镜。
佳杰思(后排右侧手执标语牌者)领导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呼吁政府拨出更多经费用于招聘教师,以便缩小班级编制,改善教学质量。
佳杰思是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众多著名的外国记者之一,比精彩的赛事更令他感兴趣的是中国“粉丝”们的表现。照片中是佳杰思和《明星》周刊的摄像师,以及一位骑着三轮车专程从家乡杭州赶到北京为奥运加油的男子,这位男子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奥运五环的颜色,身上还有奥运标识的文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