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冲突下，热钱来港成就了战略级机遇

近期，“中东资本加速流入香港”成为热点话题，来自海湾地区的主权基金、家族办公室与私人资本，正在明显加快在港设点、开户与资产配置的节奏。

在地缘政治冲突、美元利率周期摇摆与全球资产再配置的大背景下，资金重新寻找“安全、流动且可进入中国市场”的落脚点，香港再次被推到前台。

但一个老问题始终没有改变：香港如何把短期流动性，变成长期资本。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同样为“钱从哪里来、能留多久”而焦虑；八十年代国际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机构云集香港；九十年代中国企业赴港上市浪潮到来、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联系汇率保卫战，再到离岸人民币中心与今天的稳定币和数字金融——每一次金融转型，香港几乎面对同一个命题：当资金因为不确定而来，香港能否把这种不确定，变成制度性的确定。

超过半个世纪的银行生涯中，香港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几乎经历了香港金融体系所有关键时刻。他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是香港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

当今天的香港再次面对中东资本、家族办公室与主权基金时，问题其实和六十年前并没有本质不同：资金为什么来？香港又能如何转化为长期资本？

香港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南方周末记者程海琴/摄

香港为何仍是避风港？

南方周末：有消息称，国际大型投资者包括中东地区投资者开始减持美国资产，转而增加在内地和香港市场的投资。你怎么看这种资产配置变化？

林广兆：金融资产不仅是经济问题，有时也是政治问题。如果资产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就可能面临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甚至资产冻结风险。对美元资产要保持谨慎。

从资产配置角度来看，资金可以更加多元化，比如资源类资产、黄金、不同国家的优质企业股票，以及信用等级高的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等。这些资产流动性较好，同时有适当的利息收益，也可以分散风险。

对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首先需要考虑安全性、流动性和长期战略需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配置，而不是过度集中在单一资产或单一市场，以分散风险。

南方周末：最近在地缘政治变化和全球资产配置调整的背景下，又有新的资金流入香港。为什么在全球有这么多金融中心的情况下，资金在不确定时期仍然会选择香港？

林广兆：香港具有“一国两制”和“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又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很强的活力。特别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同时又背靠祖国，这是香港最大的优势。

香港还有几个长期存在的优势：第一，税制简单、税率低，没有遗产税；第二，外汇自由流动；第三，资金进出自由；第四，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

这些条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所以香港对国际企业和投资者一直有吸引力。

根据一些金融机构的统计，目前香港管理的离岸资产规模非常大，仍然在持续增长，香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长期以来都是海外华人资金、东南亚资金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过去我们做过统计，中银香港的存款来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地区。这些资金之所以选择香港，是因为香港市场稳定、制度成熟、资金安全、流动自由。

所以从长期来看，香港不仅仍保持金融中心地位，而且在某些领域还会继续发展，比如资产管理、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融资中心等。因为香港的独特性在于它既连接中国内地市场，又连接国际市场，这个“桥梁”作用是其他城市很难完全替代的。

从历史上看，香港经历过很多次危机，包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风波，但每一次都恢复过来，而且在恢复之后往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香港中银大厦。图/视觉中国

油价、冲突与避险

南方周末：美国在一些地区冲突不断，伊朗和委内瑞拉局势紧张，油价持续上涨。您如何看这种国际局势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以及对中国经济和行业成本可能带来的压力？从金融和汇率角度来看，又有哪些传导风险需要关注？

林广兆：特朗普是商人，商人最重要的是利益。他的很多政策，首先考虑的是美国自身利益。从市场角度看，他的一些举措确实会带来市场波动，而市场一波动，就会带来资本流动和价格变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会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贸易、货币、科技、外交等领域，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影响。特别是当地缘政治紧张、局部冲突增加时，市场避险情绪就会上升，资金就会流向避险资产，比如增加黄金，而减持美元资产或者增加人民币资产和其他避险资产，我们看到油价上涨，其实和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很大关系。

在这种环境下，要特别注意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金融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资产价格波动会非常快。所以从风险管理角度来说，资产配置要分散，不能过度集中在单一货币或单一市场。

能源价格波动肯定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要看国家的整体能源结构和供应来源是否多元化。中国这些年在能源结构上已经做了很多调整，比如发展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同时能源进口来源也在多元化。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只要能源供应总体稳定，短期的价格波动不会对经济基本面产生决定性影响，但会对某些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运输、制造业等成本会上升。

从金融角度看，真正需要关注的还是汇率、利率和国际资本流动。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的波动，就可能通过汇率和资本市场传导到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所以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居安思危，稳健经营，充分保持流动性、控制风险、保持足够的现金和高流动性资产。切实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南方周末：中国过去长期是美国国债的重要持有国，近年来也在逐步调整美债规模，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在全球资产配置？

林广兆：国家层面的资产配置，首先要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要出发，同时要注意资产配置的安全和效益。除了金融资产，还可以通过资源、能源、产业投资等多种方式进行全球布局。

例如可以投资资源型项目、重要产业项目，也可以投资一些经营稳健、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同时，也可以配置一些信用评级高、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的债券资产，因为债券的流动性比较好，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比较快变现。

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资金运用通常会分成几类：一类是支持实体经济和本国或地区发展需要的投资，一类是商业性、收益性投资，还有一类是流动性管理资产，比如高等级债券等，这样可以保持资金安全性和流动性。

南方周末：从美国到新加坡，再到香港，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数字货币和稳定币的发展路径。对于香港可能成为稳定币试验区，你怎么看？

林广兆：我认为稳定币如果要发展，最好是以国家信用或者大型银行体系作为基础，而不是完全由企业或私人机构发行。因为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如果信用基础不稳定，就容易产生金融风险。

虚拟货币波动很大，如果缺乏监管和信用基础，很容易形成投机行为，风险比较大。所以从银行角度来看，如果是稳定币，就应该建立在主权货币基础之上，这样稳定性更高。

香港街头。叶浩峰/摄

六十年金融风浪

南方周末：你被称为中银香港的“不老松”，你掌舵中银香港期间，经历过多次金融风暴，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在这样巨大的金融风暴面前，是如何应对的？

林广兆：我是学会计出身的。银行会计最重要的就是把家管好，把资产管好，同时还要讲效益、讲规矩、讲制度，保证资产安全。

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复杂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是有周期性的，而且有时人为危机随时都会发生。所以我一直坚持要居安思危。

在银行经营策略上，我一直坚持三个顺序：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发展，第三才是效益。

资金运用一定要留有余地。银行当然希望多放款、多赚钱，但贷款一旦放出去，遇到危机可能收不回来。放款带来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积极采取防范措施，就可避免或减少风险。

香港中银集团既要为国家多创外汇，又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为此在中银集团工作期间，我掌握一个原则：存贷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5%。

在分散风险方面，我一直坚持“金字塔经营策略”。高风险资产15%，中风险资产25%，低风险资产60%。在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安全垫。因此在历次金融风暴冲击下，中银集团仍得到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承担了社会稳定的责任。

后来我们还建立了坏账准备金制度。过去在年终结算后利润要先上缴总行，若有亏损的第二年再申请拨回。后来总行改变此种做法，我建议总行每年允许我们按贷款比例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逐步建立风险储备金制度。相当于为银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当时危机从外汇市场开始，后来波及股票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在股市、汇市出现非理性波动时，委托银行按指定价格买入蓝筹股。如果银行没有资金实力，是承担不了这个角色的。

金融危机对工商界影响很大。很多企业有资产，但在危机中无法迅速变现，只有现金最重要。所以在危机中，“现金为王”。我们银行流动资金多，此时我们要和有需要资金的企业做到“同舟共济”。

南方周末：你是上世纪60年代进入香港中国银行的第一批员工之一。扎根香港金融界六十余年，香港金融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它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最大作用又是什么？

林广兆：改革开放带动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香港中银集团的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以前，中银在香港有13家银行，统称为中银集团，由港澳管理处管理。那时业务主要是存款、放款、汇款和外汇业务，整体经营比较稳健。

改革开放后，总行在西安召开海外行会议，提出要求：海外行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外国银行能做的你要做，外国银行不能做的，也要创造条件去做。在这个背景下，中银进行了很大的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了我们一个特殊政策——有几年的盈利可以不上交，可以作为集团发展的基金使用；同时，香港13家银行历年存在总行的备用金也全部拨回香港使用，一下子我们的资金就非常充足。

我们过去在香港的定位是“背靠祖国，立足香港，面向海外”。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逐步推动中银集团业务走向多元化、集团化、现代化、国际化。首先推动的是管理和操作一体化，将中银集团在香港三百多个机构联网，同时成立了外汇中心，把13家银行的外汇资金统一管理。

为适应客户需求，我们又陆续成立中银证券、中银保险，做上市、发债等业务，还成立票据中心，并与外资机构合作成立租赁公司、财务公司。我们还推动ATM机不仅可以提港币，也可以提人民币，方便两地经贸人员和旅客。作为国家的银行，我们成立内地业务部，专门协调香港与内地中国银行的业务联动，从经济开发区开始推进，第一站就是深圳。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要改善投资环境，其中很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电力、道路、桥梁、酒店等。我们参与了很多项目融资，比如广州的高速公路、跨江大桥等。

后来我们已经不只是做传统金融业务了，而是超越了单一金融市场的概念——企业需要什么服务、个人需要什么服务，银行就提供什么服务。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当时佛山市委书记来找我，希望借2000万美元建电厂。我问他借外币将来怎么还，他说只要有电，就能吸引外商投资，可以收人民币，也可以收外币。我听后问书记在道路、酒店服务是否也要配套，他说都需要。因此我决定给他一揽子贷款5000万美元。后来佛山在改革开放前后使用我们中银集团资金十多亿美元，可以说佛山的工业基础与我们的金融支持是同步建立起来的。

类似的项目还有珠海码头和广东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香港中银集团参与的贷款和融资项目有2500多个，贷款150多亿美元，而广东占了一半。可以说，广东的发展与我们中银集团的发展是同步的。我们通过香港这个平台，为内地建设、企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了金融支持。

太平山顶，中银大厦区域。图/视觉中国

大湾区风口

南方周末：你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香港金融发展以及大湾区的形成。你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以及未来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林广兆：从经济规模来看，现在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人口也接近上亿。从经济规模、人才队伍、产业基础来看，大湾区未来有条件成为世界级的高科技中心和国际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如果要建设成为世界级湾区，有几个条件非常重要。

第一是制度协调和统筹能力。大湾区内部有不同的关税制度、法律制度和货币体系，要实现高度协同发展，需要非常强的协调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

第二是产业和技术标准。一个地区如果要在全球产业体系中拥有话语权，就必须参与甚至主导行业标准的制定。高科技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标准问题。谁掌握标准，谁就掌握产业的话语权。

第三是税收制度要有竞争力。要让企业和个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能获得合理回报。税收制度可以根据企业贡献、人才贡献，建立一定的激励和优惠机制，而不是完全一刀切。

第四是土地和产业政策要有差异化。对于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可以在土地、租金、产业政策方面给予更灵活的政策支持，吸引关键产业进入，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效应。

第五是人才政策。要吸引人才，就要提供好的科研环境、生活环境和发展机会，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目前是向世界招揽人才的好机会。

第六是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包括社会稳定、法治环境、居住环境、教育、医疗、交通等。这些都是影响企业和人才能否长期留下来的重要因素。

另外，大湾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要产业化，需要风险投资、银行融资、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的支持。所以大湾区不仅要发展科技产业，也要发展金融体系，吸引国际银行、投资机构、风险投资进入，这样科技才能实现商品化，产业才能形成经济规模。

香港可以发挥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金融和服务平台的重要作用。比如品牌出海、国际融资、法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香港都可以提供支持。

南方周末：刚才你谈到金融发展、吸引海外银行以及中银自身能力建设等问题。在大湾区金融发展方面，如今中银重点在做哪些事情？

林广兆：大湾区金融发展应该充分发挥中国银行在大湾区的金融龙头作用。深圳、广州的中国银行实力很强；在香港、澳门，中国银行又是发钞行之一。如果把这些资源联合起来，在大湾区金融体系中是很有优势的。

未来可以考虑在大湾区推进一些金融创新项目，比如数字货币、稳定币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能够探索以人民币为基础的稳定币，并在大湾区先行先试，那么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会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