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工厂”到“全球能力中心”：黄埔一季度集聚19个标志性外资项目

4月23日，广州市及各区相继公布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广州开发区、黄埔区迎来外资项目落地高峰，一季度新签约外资项目19个，签约协议投资总额约28亿元，分别为去年同期的190%和267%。

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全球客商接踵而至，148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到场，同比增长17.5%。他们来中国，不只是“下订单”，也寻找合作伙伴。

展会期间，凌度智能、派宝机器人、技诺智能、广州数控等企业备受关注。凌度智能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吸引客商咨询，多批外商明确将赴其黄埔基地考察；派宝机器人的巡逻机器狗等产品，吸引了东南亚客商驻足体验并达成初步意向。广交会不再只是“卖货场”，也是外资观察广州、了解广州、最终投资广州的第一现场。

派宝机器人展区前客商云集。

贺励平是广州开发区、黄埔区全球招商总监的中国名字，这位每年接待大量欧洲企业的德国人说，这些年外资来中国，常常感到“震惊”，从知识产权保护到供应链密度，从基础设施到生产速度，这里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就在广交会开幕前不久，一系列外资项目密集落子广州：阿斯利康签署协议建设放射性偶联药物生产基地；松下机电豪掷75亿日元扩建AI材料产线……

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一场关于技术、标准和未来的深度布局。

从“市场”到“节点”

在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洪晓东的办公室里，一张产业地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外商投资项目。他观察到的现象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正向高端制造、服务业、数字化行业转型。”

在这位从事政府招商的资深人士的印象中，外资来中国，以前看中的是市场和成本；而现在，他们看中的是场景和节点。所谓“场景”，是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工智能，从低空经济到生物医药，几乎每一个新兴赛道，中国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而所谓“节点”，是像黄埔这样的工业大区，已从单纯的“生产基地”升级为外资全球研发、验证、供应链协同的关键枢纽。

这种转变，在阿斯利康的扩产项目中得到体现。

今年3月，阿斯利康放射性偶联药物（RDC）生产供应基地宣布在广州落地，在核药这一前沿赛道完成关键落子。落地并非偶然。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尹思睿指出：“广州所在的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基础设施和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这背后的逻辑是，粤港澳大湾区能满足阿斯利康最需要的三样东西：上游的核素原料、中游的产业生态和临床资源、下游的亚太市场辐射能力。

在如今的全球创新链条上，粤港澳大湾区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转变是粤港澳大湾区过去十年产业能力积累的结果。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已经跃居全球第一。深圳的研发转化、香港和澳门的国际资源、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和先进制造，共同构成了外资眼中不可替代的“能力拼图”。

同样在加码的还有赛默飞世尔。这家全球科学服务领域的巨头，正将最高端的电镜产品线从海外迁至广州。电镜是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研究的“眼睛”，属于高精尖科学仪器。过去，这类产品的制造只会放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现在，情况变了。

“不像以前，高端产品只在国外做。”洪晓东向南方周末指出，“现在国内产业工人的素质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们把那些高端制造放到国内来。”

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能力的质变，从“能做”到“能做好”，再到“能做最好”。

数据印证了这一变化。2026年一季度，黄埔区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效应显著，全区170家AI领域规上工业企业合计实现产值172.5亿元，同比增长37.7%，拉动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长2.7个百分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新的经济业态，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点。

赛默飞世尔的迁线并非孤例。蔡司光学广州知识城工厂入选全球“灯塔工厂”，成为全球光学镜片行业首个获此殊荣的工厂。蔡司将这一标杆放在广州，显示了外资在中国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样板的决心。

蔡司光学广州制造基地生产线。

类似的故事也在绿色低碳领域上演。威立雅布局的工业烟气捕集与资源化利用零碳项目，把原本要排掉的烟气余热和尾气重新变成蒸汽和电力，供给园区企业使用，让“绿色低碳”成为回到产线、回到账本里的工业能力。

把这些项目摊开来看，广州吸引的外资，投的不再是简单产线，而是技术、标准、规则、绿色工艺和区域节点。外资眼里的广州，也早已不只是“市场”和“工厂”，更是“全球能力中心”。

从“引资”到“补链

外资加码的背后，地方政府的招商逻辑也在革新。

“以前是1.0、2.0版本，靠土地、靠政策。现在已进入4.0甚至5.0了。”洪晓东说。1.0时代，招商靠的是土地优惠和税收减免；2.0时代，拼的是产业链配套；3.0时代，卷的是营商环境和服务效率。如今的4.0乃至5.0时代，比拼的不再是谁给的优惠多，而是谁能提供企业真正需要的“资源禀赋”，人才、算力、应用场景、耐心资本，以及最关键的产业生态。

这种转变，源于一个朴素的追问：外资为什么要来，来了为什么能留下，留下了为什么能持续发展？

检测认证行业的集聚是典型案例。截至2024年年底，广州共有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1051家，年营收510.64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全球前十的检测认证机构有8家在黄埔集聚。

具体来看，法国必维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认证总部”，重点拓展AI、新能源储能检测认证业务，强化黄埔在新兴赛道的标准话语权；TÜV莱茵大湾区(广东)运营中心投资1.5亿元，除了传统检测认证，还将提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服务、绿色低碳体系开拓及人才培养。这已超过了传统TIC机构的业务边界。TÜV南德大湾区运营中心的目标是建设“高水平检验、检测、认证基地”，重点服务中国企业在出海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检测、检验、认证等技术服务及海外建厂的需求。其定位不单单助力企业的产品“走出去”，更是为企业工厂出海提供全链条的技术合规与质量保障支持。

2026年2月，黄埔区修订“生产性服务业8条”后，把“研发+”“检测认证+”“设计+”列成重点方向，目标不是单纯做大服务业，而是让研发、设计、检测、物流、环保等服务深度嵌入制造的全过程。

对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来说，招商逻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更多是“请企业来、上项目、扩产能”；现在越来越像“围着本地产业升级缺什么，就去全球补什么”。

数据印证了这种转变的成效。2026年一季度（错月1-2月），黄埔科技服务业在龙头企业的拉动下，营收实现39.4%的高速增长。2026年1-2月，专业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63.2%，拉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34.5个百分点。当研发设计、检测认证等高端服务要素加速集聚，它们对制造业的赋能效应正在显现。

换句话说，黄埔外资的招商正在从“引资”升级到“补链、补规则、补服务能力”。当大多数地方还在着眼于制造项目时，黄埔已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寻那些能够为制造业赋能的高端服务要素。

这种逻辑的升级，在更多领域得到印证。

在生物医药领域，全球医疗巨头万益特落地自动化腹膜透析设备生产基地；阿斯利康签约核药项目，带动周边配套企业集聚；信华生物完成6100万美元融资，由本地资本丹麓资本领投。从制造到研发，从生产到融资，一个完整的生物医药生态正在形成。

在化工材料领域，奇华顿投资2.3亿元建设奇华顿华南研发生产中心增资扩产项目；科思创设立热塑性聚氨酯亚太应用开发中心，为本地企业提供个性化产品设计服务。这意味着，外资服务机构的落地正在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贺励平观察到一个更新鲜的现象：外资机构开始主动来华寻找“抱团出海”的机会。“一个有上万家会员的德国商业协会来问我们，你们有什么企业想出海？可以通过我们的通道。”他说。

与此同时，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与马来西亚卓越集团签约，构建以广州国际生物岛与卓越集团的战略合作园区的恩斯德生命科学园（Enstek）为核心的双边合作平台，为企业在对方区域的投资布局开通绿色通道，以促进两地园区的资源联动和协同发展。

这种双向需求意味着，外资来中国不再只是“我投资，你生产”，而是“我们一起开拓全球市场”。

从 “高标准”到“高质量”

外资加码高端服务业，带来的不仅是产值和税收，更是一套提升中国制造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核心，藏在检测认证机构的日常工作中。

TÜV莱茵广东公司执行董事尹伏桂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检测机构的角色：“我们不仅是产品检测过程中的阅卷老师，更是国际先进安全理念和标准的布道者。”

在传统认知中，检测机构是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道关，合格盖章，不合格打回。但是，检验检测机构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更快地把欧美等国家标准体系及其变化传导给本地制造业，帮助企业更早地发现问题、调整设计和验证路径。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这是最容易缺的一环。

一个出口欧洲的设备案例，展现了这种“前移”的必要性。起初，该企业只考虑产量和速度，设备的活动部件大面积裸露，危险区域只贴了“手不要伸进去”的警示标识。按欧盟机械指令来看，它离标准差得很远，设备要从围蔽、防护、联锁停机到操作界面全部重做。最终，真正拿到认证的产品，与最初那台裸机，几乎像两种东西。

TÜV莱茵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意义，首先在这里。它所建设的，不只是一个发证中心，而是一套尽量靠近研发、设计和测试前端的能力平台。关键的是管理体系审核、供应链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评估、绿色低碳体系、智能制造培训等服务，这些能力改变的不只是企业“最后能不能拿到证”，而是企业“最开始怎么做产品”。

洪晓东用了一句话概括这种关系：先有高标准，再有高质量。

昊志机电的谐波减速器为这句话的价值提供了量化证明。作为机器人核心部件，它长期面对国际头部产品的压力。中汽检测深度参与质量提升后，双方对标国际顶尖品牌做技术质量攻坚，最终让国产谐波减速器的核心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1.28亿元。在这里，检测和验证能力直接嵌入了产品的升级过程。

贝恩医疗的故事发生在更前端。面对医疗器械关键材料“卡脖子”的难题，国高材创新中心联合省器械所，为其聚芳醚砜树脂及透析膜开展安全性评价和标准建设，建立适配国际标准的评价体系，推动国产高端聚芳醚砜树脂进口替代。这改变的是材料评价体系本身。

此外， CVC威凯帮助中国家电产品出口中东，实现认证周期缩短50%、费用节约40%；通过“认证出海”服务，帮助31家制造业企业顺利出口中东北非地区，每年带动出口产值超1.2亿元。对企业来说，这种变化并不抽象：半个月变成一周，几十万元变成十几万元，一单生意能不能抢在别人前面做，结果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部分新兴领域，中国已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标准的制定。“中国的很多技术领先于标准。”尹伏桂说，“我们在国内已经做到比德国总部更靠前的服务。”

在储能连接器领域，由于中国产业发展太快，国际标准尚未跟上，TÜV莱茵中国团队率先发布了内部标准。

从学习国际规则，到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这正是外资加码高端服务业带来的深层改变。当TÜV莱茵、法国必维、TÜV南德这些全球顶尖的TIC机构在粤港澳大湾区扎根，它们带来的不只是就业和税收，更是一套与国际接轨的高质量方法论。

“投资中国”的新内涵

外资加码中国的故事，正在被重新叙述。

不同年代的外资企业都有各自的演进轨迹：宝洁、安利这些30年前落户的巨头，如今仍在持续增资；西门子、蔡司这些工业中坚，正在将中国工厂升级为全球标杆；韩国STI株式会社投资约124亿元，建设功率半导体智造基地；现代氢能、阿斯利康等未来产业，将广州作为前沿技术的试验场。

广州真正难得的，不只是把这些项目招进来，而是让它们与本地企业、本地新赛道真正咬合起来。

在贺励平看来，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最先完成本地化，反而是那些仍带有家族企业色彩的欧美中小企业，以及一些已经扎在黄埔、却仍要说服欧美总部加码中国的中国区管理层，更需要“第三方接口”。

多数时候，一个中国区CEO向总部争取投资，会被下意识地认为“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是中国人”。这时，一个真正懂本地现实又不只是讲漂亮故事的人，或者一套能把本地产业能力翻译成国际语言的机构，就变得重要起来。

这与检测认证机构扮演的角色相同——提供“信任”。一个外资企业考虑在中国布局，看的不再只是土地和劳动力，更是国际认可的技术、规则、标准和创新能力。本土企业与外资“共拓全球市场”也需要一个能被国际市场信任、能把标准变化更早传导进来的接口。

这种“接口”正在更多新赛道上变成现实。松下追加投资AI服务器材料，HTWO广州把氢能研发、验证和量产闭环放在本地，必维、TÜV南德、TÜV莱茵投入认证、标准、验证和可持续服务。这也是广州“两业融合”的具象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不再是一前一后，而是深度咬合、相互赋能。

位于广州开发区的HTWO广州，是现代汽车集团全球首个海外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基地。（图/李剑锋）

“投资中国=投资未来”如果放在黄埔，它首先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一条面向AI服务器的材料生产线，一座把烟气余热重新做成蒸汽和电力的工厂，一个在厂区里把氢能研发、验证和量产拧成闭环的基地，一家把原本会整柜退回的产品提前改到符合目标市场标准的企业。

这些“具体的事”的背后，是一组具体的数据：2024年，黄埔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达272.06亿元，投入强度为6.27%，研发投入强度连续四年超过6%、连续六年居全市各区首位，已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当一家外资企业决定把高端产线、研发中心或验证闭环放在这里，它投入的就不只是产能，而是有高强度研发体系支撑的产业生态。

“投资中国”在当下的内涵，或许不是外资的单向流入，而是中外企业在标准、规则、能力上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面向全球市场的“联合创业”。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今天，一座城市、一片区域如何让外资持续加码？广州的答案是，不拼成本，拼标准；不拼政策，拼场景和生态。先做高标准，再做高质量，让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边界在产线上消融，让本地能力与国际规则在车间里对接，这也是广州以“两业融合”构建外资吸引力的深层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