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鱼为鉴：小说家穿越世界记忆名录

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出现在视频采访间。他光头，神态柔和，眼底藏着笑意。

在孤悬于澳大利亚南部的海岛塔斯马尼亚，弗兰纳根过着远离世界中心的“边缘”生活。他曾经得过皮划艇冠军，因为和搭档太过大胆，一度被称为“自杀双胞胎”。但眼前的作家与这个形象并不那么相符，他语气平和，将自己的表达修饰得精炼而有趣。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视频采访这天，海岛刮着狂风，绿树被卷弯，但一扇扁长的窗户把混乱挡在室外。

塔斯马尼亚曾是殖民流放地，不少居民都是罪犯后裔。弗兰纳根的写作，也因此始终笼罩着一层历史的阴影。他父亲的祖先因为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偷窃了4公斤玉米粉，被流放至此。二战期间，他的父亲曾被抓去日军的战俘营，修建泰缅死亡铁路。他以此经历写成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在2014年获得布克奖。

在他最新被译介到中国的小说《古尔德鱼之书》中，弗兰纳根同样构造了一个殖民流放岛——萨拉岛。这里充斥着酷刑与暴力：囚犯们被要求佩戴三十磅重、内侧呈锯齿状的沉重脚镣，遭遇海水漫灌的水牢，被钳口管捅到牙齿掉落……

一个被判伪造罪的画家威廉·古尔德也在其中。他被岛上外科医生要求，为本地的鱼类绘制画像，编目造册，来获得皇家学会的认可。外科医生高度理性，信奉分类学。他认为，如果可以将世间万物的神秘部分砸碎、分类，那么世界将会变得可知、清晰。

画家威廉·比洛·古尔德的《鱼之书》是弗兰纳根小说的原型，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澳大利亚世界记忆名录。图为《鱼之书》中的水彩画。视觉中国丨图

萨拉岛的另一位当权者指挥官，脑子里则充满各类不切实际的想象，想把萨拉岛建设成一个新的想象之国：比如建造一个环形铁轨，并在四周绘制上世界各地的背景幕布，坐在车厢里，即可一览异国风景，或者建造一座气味的庙宇，让监狱悬浮在空中等等。

这两个萨拉岛的当权者如同硬币的两面，都坚信自己能主宰世界。

“他们渴望掌控世界的动机是理性的。但（世界）由仇恨、恐惧、贪婪造就，由对权力的欲望造就，同时也由爱与善良造就。”弗兰纳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是这些，让世界时而变好、时而变坏，循环往复。这两种力量永不停歇地战斗，而我们行走在它们所制造的废墟上。”

文学研究者罗伯特·麦克法伦高度赞誉《古尔德鱼之书》是“一部饱含人性挣扎的作品”。“它愤怒而狂暴，怪诞而性感，滑稽而暴力，美得令人惊艳，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令人心碎。”

弗兰纳根说，对塔斯马尼亚人来说，这本书“很好笑”，它是在用笑声对抗权力。“当人被剥夺一切、一无所有地站立时，作为人的最后防御武器，就是幽默、玩笑。”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必须站在无权者身边，才能懂那些玩笑与幽默，因为它们难以在当权者心中产生共鸣。”

1990年代末，弗兰纳根执导电影《单声掌声》。影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并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赛。那次拍片经验给他带来巨大的冲击，他觉得电影片场也无异于一个小型的“暴政”系统，出资人或资金本身是电影中的暴君。

但让他惊讶的是，在烂片遍地的电影行业里，仍然会偶尔出现伟大的艺术家，在这样的景况中拍出伟大的电影，“偷偷把与商业预期相违背的思想放进作品之中”。

《古尔德鱼之书》似乎同样如此。

古尔德绘制画作最初是为了满足外科医生科学分类的需求，但作为艺术家，他仍然在每种鱼类与流放岛上的每一类人之间建立隐喻勾连。发生在萨拉岛上的一切恶行最终消逝于时间的洪流中，但他的《鱼之书》却得以幸免、留存。“艺术家通过画作巧妙地传递出自由精神与人性光辉。”

“这本书是和鱼一起写完的。”写作这部小说时，每天清晨弗兰纳根都要跑到塔斯马尼亚海岸边，佩戴护目镜，潜水，周身游曳着海马、叶海龙和牛角鱼。置身鱼群中，弗兰纳根感觉思维进入了另外一种节奏。灵感随之涌现，等到它们漫溢到自己记不住时，他就会游回岸边，回到住处，湿漉漉地坐在那里，把它们记录下来。写到灵感干涸时，再度下水。

弗兰纳根乐于为写作本身赋上神秘色彩。新书《问题七》（Question 7）出版后，他说，与其说自己在“写”这本书，不如说是“梦到”了它。作为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删去那些不属于梦境的写作片段”。

“写作有时就像做梦。”在屏幕那端，他语气诚挚地说，“它自有一套逻辑，而你只是这个逻辑的旁观者。”

小说创作往往源自深刻的社会创伤

南方周末：小说的主角古尔德，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有原型的。所以是什么吸引你去写一个19世纪20年代被判伪造罪的流放犯的故事？

弗兰纳根：我现在生活的岛屿曾经是魔鬼岛，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古拉格群岛”。我的祖先是囚犯的后裔。形形色色的人都曾经被流放到这里：政治犯、革命者、工会活动家、奴隶起义指挥官等等。到今天，这座岛上的大部分居民，都是这些人的后裔，以及曾被英国殖民者试图通过种族灭绝手段消灭的原住民。

我二十一岁左右时，曾在档案馆偶然发现或者别人给我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