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孩子哭闹的时候用平板电脑让他们安静下来很糟糕?

“一方面,是高度诱人的技术——它们被专门设计出来,目的就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我们和孩子停留其中;另一方面,这些技术背后是广告和营销驱动的商业模式。再加上企业面向儿童的营销几乎没有监管,或者说监管极其有限,这就是变化发生的原因。”

“生活里有许多事情并不存在快速解决方案。孩子需要有机会去经历这些,也需要体验为了完成困难的事情而持续努力的过程。”

责任编辑:黎衡

美国心理学家、作家苏珊·林,她致力于研究媒体和商业营销对儿童的影响。资料图

美国心理学家、作家苏珊·林,她致力于研究媒体和商业营销对儿童的影响。资料图

很久以前二十出头的苏珊·林(Susan Linn)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近距离观察小孩子如何利用手头的玩具自得其乐总是令她惊叹。比如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玩过家家,其中一个孩子对另一个说:亲爱的,请给我一杯金汤力。如今谈起这个故事,林依然有些忍俊不禁,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了解到孩子会创造幻想游戏,而且他们的游戏是根植于他们的生活的。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孩子的家长在回家时会说这样的话

让林在美国儿童教育界声名鹊起的,是她高超的腹语表演能力。她曾在美国电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儿童节目之一《罗杰斯先生的社区》(Mister Rogers' Neighborhood)中创作并表演奥黛丽鸭等木偶角色,她因将木偶作为儿童治疗工具而享有国际声誉。她在波士顿儿童医院和儿童艾滋病项目中开创了这项工作,利用木偶帮助儿童应对疾病、住院、死亡、失落及其他人生挑战。

一个生重病住院的小男孩曾和林的奥黛丽鸭玩得不亦乐乎。有天晚上,男孩的妈妈回家了,第二天回到病房,男孩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吗,奥黛丽鸭很生气,因为她的妈妈回家了。孩童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玩具身上,通过游戏表达自我、在一个看似失控的世界中获得某种掌控感的能力,令林印象深刻。

上述经历塑造了她长期倡导的理念——创造性游戏、情感发展和儿童自主性的重要性。这些经历也深刻影响了她后来对儿童商业化与媒体环境的批判研究。

尽管儿童的心性和成长规律千百年来始终如一,但让儿童自由玩耍的环境自林第一次在幼儿园观察孩子玩过家家游戏至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都长时间沉浸在充满屏幕的环境里。许多家长已经无比习惯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让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相信这些电子产品能让孩子高兴或学点什么,也能让自己从本就繁忙的生活中获得片刻喘息。

2026年4月,苏珊·林的新书《屏幕前的童年:科技产品、商业主义与我们的孩子》中译本出版。书中,林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如何伪装成照料者,培养儿童对它们的情感依赖,利用心理学知识捕捉并利用儿童的弱点,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并始终将儿童视为重要利润来源。林认为,这带来的人性与社会代价难以估量。当这些公司成为孩子的抚养者,它们用屏幕时间取代游戏,用与智能设备的连接取代亲子纽带。在这一过程中,孩子被剥夺了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理解并应对复杂生活的基础。

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她并不反对技术,事实上她赞赏技术连接人、打开新经验的能力。但她认为,如今大型科技公司已无异于极其高效的广告公司,而身为社会中最年幼、弱势的群体,儿童正在被这些公司剥削。她主张禁止那种尤具侵入性的定向广告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科技公司收集数据,并根据未成年用户的个体特征精准投放广告。

林的女儿有一个三岁的女儿,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林住得离女儿家很近,经常开车去探望小外孙女。目睹女儿平衡工作和育儿的种种努力,林对当下年轻家长面临的巨大挑战充满了同情。她注意到,女儿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孩子2岁前都没让她看过电视或视频。但女儿的工作让她手机不离手,林暗暗担忧,当外孙女和另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长大些,观察到自己的妈妈注意力总是放在手机上,他们是否会被不自觉地引导着依赖数码产品,并因此失去体验创造或探索世界的机会?

林表示,商业化的、屏幕前的童年是一个需要集体行动的社会问题,社会变革难以一蹴而就,但父母确实有一些可以立刻采取的行动,比如家中划出无屏幕时间,与其他家长形成同盟,尽量推迟孩子使用智能手机的年龄。创造能力,以及从创造中获得的快乐与满足感,正是孩子在完全以屏幕和技术为主导的世界中最容易被剥夺的东西之一。

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图为一个10岁的澳大利亚女孩在使用平板电脑。视觉中国  图

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图为一个10岁的澳大利亚女孩在使用平板电脑。视觉中国  图

针对儿童的成瘾科技产品是当今家长的一大挑战

南方周末:《屏幕前的童年》撰写于新冠疫情暴发之时,那是居家隔离和在家办公让家长不得不重新调整育儿方法、重新思考与子女的关系的时期。新冠疫情对你写作本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苏珊·林:我对商业力量影响儿童的担忧由来已久,这实际上是我围绕这一议题写的第三本书了。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的变化:从最初iPad、iPhone的推出,到各种数字技术变得越来越便携、越来越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媒体和科技公司几乎不受监管,能够直接瞄准儿童。这极大强化了企业对儿童的利益攫取,也让企业比电视时代更直接地进入儿童生活,因为这些技术是私人化的,而且看起来还是互动式的。

传播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对儿童生活进行广告化、商业化本身又是极其赚钱的产业。至少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监管措施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新冠疫情当然让父母和学校更加依赖技术,也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养成习惯,把技术作为娱乐乃至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但问题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疫情只是加剧了那些原本就存在的问题。

南方周末:数十年来,你一直在和儿童打交道,从事儿童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根据你的观察,20世纪下半叶至今儿童的境遇发生了哪些变化?

苏珊·林:发生变化的核心,在于技术的力量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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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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