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濯 | 忙碌的道德，工作的真相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研究员大卫·弗雷恩和他的著作《对工作说不》（重命名小组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3月）。

在当代社会，工作已经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既是赖以生存的手段，也是不断证明自身价值的舞台。人们被教导要努力、要奋斗、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被告诫要“做一个有生产力的人”，要把时间切割成可量化的单位，用以交换收入、地位与安全感。

可以说，工作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日常节奏，也塑造了我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以工作为中心：现代神话

在《对工作说不》一书中，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研究员大卫·弗雷恩将现代西方社会描述为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体系。在他看来，“劳动教条”已经演化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现代神话，即受雇劳动不仅是获取生存资料的手段，更是衡量个人尊严、道德水平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唯一标准。这种教条要求人们将大部分生命能量投入到受雇工作中，甚至在余暇时间也必须通过提升“就业力”来维持竞争优势。

“目前的情况是，工作成为一个高度自然化的、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日常生活的代表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天生热爱工作，而是生活在一个把工作视为“自然”“正常”“不可质疑”的社会结构中。工作之所以成为生活的中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是因为我们被教育、被制度、被文化不断提醒——工作是成为“好公民”“好人”，获得“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工作中心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演化中逐渐构建起来的结构性安排和制度性产物。它之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被文化自然化，更因为它被制度强化、被政策巩固、被经济逻辑不断复制。

在这种结构中，工作并不是个人偏好、文化偶然、道德选择，而是制度安排、历史产物、权利关系和道德评价体系。劳动者被要求通过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劳动展示自己的能力，通过忙碌体现自己的意义。我们甚至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贡献多少、能生产多少、能牺牲多少。

这种自我管理的逻辑，正是新自由主义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它把结构性问题内化为个人问题，把制度性压力转化为自我要求，把社会性困境解释为个人失败。我们不再问“为什么工作如此占据生活”，而是问“为什么我不够努力”；我们不再问“为什么制度如此苛刻”，而是问“为什么我无法适应”；我们不再问“为什么生活如此被压缩”，而是问“为什么我不能更有效率”。

在《当机器人学会工作》中，英国经济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也为“劳动教条”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史的解释。他援引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829年对“机器时代”的宣告，指出机器文明由四个要素支撑：机械论哲学、工业艺术、系统化分工与非人格化官僚制。

在这种机械论哲学和机器时代背景下，人类被视为价值生产的机械部件，成为了连接复杂技术系统的一小部分，科学方法确立了人类行为的物理规律，从而进行社会工程化的管理。技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