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宇文所安:“他将文学史比作门厅”
编者按:
他认为,糟糕的历史叙事是一种笼统的历史,这种历史立足于一个时代,去误读其他时代,总在力图寻找其他时代并不存在的东西。
他将文学史比作门厅,人们通过它的“叙述”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宇文所安对该限度保持清醒,他的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叙述,而不是对历史的唯一解释。
责任编辑:黎衡

2009年,田晓菲(左一)、宇文所安(左二)与本文作者荣光启在哈佛大学合影。作者供图
大约在5月2日中午,看到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先生去世的消息,不免一阵伤感:当我们喜欢的作家去世的消息传来,对逝者总是无限眷念又无可奈何,同时也知道,我们自己在日渐老去。
宇文所安的《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读来像格非等人的先锋派小说,我很喜欢这种气质的文本。2009年6—9月,我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其间有幸去哈佛大学东亚系拜访宇文所安先生和田晓菲教授,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当时在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的山东女孩唐茂琴。我们四人在田晓菲教授的办公室聊了一个多小时。宇文先生头发有些花白,胡子如同身后的汉语典籍一样丰富,特别是目光(他不像国内学者,多数戴眼镜),尤有穿透力。他非常和善,用中文和我们聊。当然不是标准的普通话,我素来觉得普通话太标准了反映不出人性,而宇文先生这种有口音但能清楚表意的说话,在我看来,符合一位世界级的汉学家的气质。他很有耐心地回复我的提问。
“我读博士的时候主要做现代汉诗研究。我们一直想研究一个问题:古典诗歌如何变成白话诗?在国内,我们提出‘汉诗’的概念,就是想提醒诗人们,我们写诗是在用汉语写,是在汉语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当中,但是国内有些诗人是比较反感的,会说,我们中国人写诗肯定叫汉语诗歌,这样的说法不是多余吗?”我问。
“‘汉语诗歌’和‘中国诗歌’不一样。”宇文所安先生回答。
我接着提问:“为什么我们强调是汉语诗歌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汉语是怎么来的,诗歌是怎么来的,我在看你的《初唐诗》,你讲到‘初唐诗’跟‘盛唐诗’有关系,我的一个体会是,初唐诗已经形成了汉语诗歌的一些规则。”
“对,可是这不是所有的旧体诗的规则。”他说。
“中国诗歌能有一个great age,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诗歌应该有一定的规则,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我补充说,“但是当代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他们完全把自由诗的概念绝对化了。就是,诗是完全自由的。可能是我们作为搞诗歌批评的,很想来恢复这样一种传统。”
“诗歌有一个传统,在一个传统里,规则应该一直都在改变。”宇文所安说,“可是无论是初唐的诗还是盛唐的诗,(有)规则都是共同的,对不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规则。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创造出一个规则,或者两三个人创造出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不是‘共同’的,就只是两三个人的规则。一些中国现代诗人喜欢写十四行诗,那是一个规则,可是只有少数人写这样的十四行诗,对不对?所以那不是真正的共同规则。(新诗)唯一共同的规则就是‘自由诗’,而‘自由诗’本身也是一个规则。‘自由诗’的‘自由’意思不是真的自由,而是要用自由诗自己的‘规则’。”
那次谈话很短暂,宇文先生有事中途离开,我们继续与田晓菲教授交谈。一年之后,我代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向田老师约稿,那是2010年6月,通过邮件回复,我得知宇文所安先生和田老师在中国。刚好不久后武汉有场诗会,我便向他们发出了邀请。
遗憾的是,田老师回复:“光启,很感谢你的邀请,可惜这次行程都早已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南京,明天去天津探亲,下个星期就从北京回美国。不过我们都很想去武汉(我还是1984年冬天去过一次武汉,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再去过了),和你约明年夏天吧,到时,我们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作武汉、襄阳、成都之游(襄阳也是我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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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