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的遗作出版了

没有人确凿知道胡波的写作始于何时，但他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出真实人生的端倪。图为胡波。潘图摄

2017年5月，瞿瑞和胡波从微博上相识，他看过她的小说，发来私信。那年初他出版了一本书《大裂》，他们聊起各自的作品，喜欢的作家、导演。胡波说，他拍了一部电影，刚刚粗剪完，没有调色，没有字幕，你要看吗？

那部电影特别长，接近四个小时。瞿瑞知道青年导演的习作通常就那么回事，不过这一次，她看进去了，从凌晨零点一直看到四点多。她有点激动，立刻约他见面，第二天中午她请客吃饭，感谢他拍了这么好的电影。

她的第一印象，他开朗，坦诚，“眼睛特别亮”。他用真名拍电影，写小说用笔名“胡迁”。胡波告诉她，起这个笔名是为了提示自己，创作要像候鸟一样不停迁徙。后来瞿瑞才明白，“这个名字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自由的可能性”。

当时这部名为《大象席地而坐》的电影正深陷和资方的矛盾，瞿瑞也在为一家公司写剧本，两个人一起骂老板，聊文学。

他们很快成了交谈文学的挚友。他不停写小说，写好一篇，就给她发去一篇。如果不喜欢，她会直言不讳：文本缺乏技巧，诗更粗糙，应该更多雕琢。他没有不高兴，偶尔继续修改，也拥有足够自信。

那段时间，电影的纠纷却逐渐使他走入绝境。

到了10月，他的第二本书《牛蛙》出版了，他们见面，他给她送书，签上名。三天后，他用一根绳子吊在出租屋外的楼梯间，结束了生命。

一位青年导演的决绝自缢激起千层骇浪。他生前的一条微博被转发了近万次：“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

后来的新闻报道逐渐还原他的一系列遭遇，而他与电影出品方的冲突受到广泛关注：因《大象席地而坐》的后期制作无法达成一致，胡波和监制王小帅、出品方冬春影业反目，试图买回电影版权无果。

瞿瑞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停尸房看了他。他总是念叨自己活不长，但没人想到会这么快。

去世前几天，他把过去半年的所有小说和戏剧剧本《抵达》按顺序排列好，整理成一份文档，发给了瞿瑞，告诉她新书写完了。

吊诡的是，他的死亡为作品换来了好境遇。曾经要价350万元的《大象席地而坐》版权，被无偿转让给他的父母。第二年，《大象席地而坐》在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台湾金马奖相继获奖。获颁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当晚，三家出版社找到瞿瑞，同意出版《大象席地而坐》的剧本。

世界滞后地回馈着这个生前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年轻人。

又过了几年，戏剧导演王翀开始拍关于胡波的纪录片。在他济南的老家，王翀找到了一部旧电脑，发现里面有一批文稿，马上发给了瞿瑞。一些从未发表的作品重见天日。

“就好像是，胡波还想要对这个世界说点什么。”她说。

他没有留下遗书。九年过去，朋友们聚散离合，他的父亲去世了，精神导师贝拉·塔尔也死了，王小帅终于做出了公开回应，但关于他的死亡仍有谜团待解。唯一的线索，只有他短暂一生里写下的五十多万字小说、剧作和诗歌。

瞿瑞一直在整理胡波的遗稿，想办法出版，把他更多的文字留下来，这个过程却远比预想中更加波折和漫长。

《大象席地而坐》剧照。潘图摄

生与死之间的忧郁

楚延华在半百之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以开出租车为生，丈夫比她大十三岁，负责在家做饭。儿子从小长得虎头虎脑，个头高，她叫他“小胡波”，“轻易不大惹事，但他这个脾气也挺犟的”。

她不清楚小胡波为什么对电影感兴趣，只记得他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五六岁起，他就独自住一个房间，经常一个人待着写东西，“不知道写什么”。

没有人确凿知道胡波的写作始于何时，但他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出真实人生的端倪。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区》从23岁开始写起，几年间修改了三个版本。它讲述了1990年代一个小区里的众生相——孩子、疯女人、车棚管理员，暴力、罪恶和秘密交织，用主人公的话说，“构成了我痛苦而漫长的童年”。

上高中时，他告诉母亲，自己想学电影，楚延华说，你愿意学什么就学。他三次高考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中间一度入读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同年底退学。

这段短暂的专科生涯被他写进中篇小说《大裂》：高考落榜五次的主人公考入本地最差的大专，和几个同学一起虚度青春，在校园发生暴力事件时，他们却执着于挖掘一条地下通道，试图寻找黄金。

这篇小说获得了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生前为数不多的采访里，他向记者描述《大裂》里的青年：“要说这种群体的特征，大概就是烂尾。也许每学期，或每周开始，你有一个想法，然后就烂尾了……此刻的每一瞬间都是之前的烂尾。”

2016年，胡波去台湾领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