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牵动全国创作者的概念：新大众文艺这两年

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陕西省展馆上的“新大众文艺”丛书。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头顶悬挂着七星额子凤冠，地上是篆体“秦”字浮雕——由此踏入陕西省展馆，迎面发现弧形长桌上摆着一排“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作者有聋哑诗人、油漆工、饺子馆店主，也有知名演员、档案馆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丰富而独特的生活体验。

前往山东省展馆，远远看到门头下亮着一块灯牌：“新大众文艺扬帆起航”，电子屏幕上展示着文学、影视、舞台剧等代表作海报，下面摆着各类民间手工艺品。一名打扮成孔子的演员，手拿竹简，上台参与阅读推广活动。

这是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的现场，人头攒动，展品琳琅满目。在众多展馆中，有两个省打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并非巧合。它是对多年来兴起的全民文艺创作现象的洞察和总结，也是接下来文化战略的风向标。

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026年全国两会上，这句话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正式列入“十五五规划”。

5月21日，第二十二届“文博会”开幕当天，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帆以《文学场域之变与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为题发言。“围绕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情感共同体，正在悄然形成。”他说。

一个概念的诞生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延河》杂志，在2024年第7期发表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中写道。这篇文章被称为“新大众文艺”的宣言。

“写作经过了充分的专业酝酿与策划，七易其稿完成。西安本地的一批学者深度参与了这一过程，为概念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延河》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阎安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退休干部王军是这一概念的主要倡导者。王军1982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宣传部部长；2020年退休后，开始写一些关于过去工作经历的随笔，发表在新媒体。“从政这么多年，经的事多，担的责多，心理的历练更多，所以有感而发。”他说，一般是在外出的飞机上，“没事，也没网，两个多小时，刚好写一篇文章”。

这种“笔记体的官员文章”本就鲜见，还带有幽默感，很受读者欢迎。比如在一个片段中，他回忆有人曾叫他“王军代”，原来是从报纸上看到介绍“雁塔区王军代区长”。“阅读量很大，不断有人催更。”王军受到鼓舞，持续写下去，后来结集为《无剧本出演》出版。

当时，陕西想做一个“大禹治水”主题的雕塑，王军提出一个创意：三座山连起一个“山”字，中间是大禹，正用双手推开左右的山，是为“疏”；同时他背靠大山，水从肩膀上流下来，寓意“堵”。“这样就把治水的两个要点统一到一个形象上。”他在年轻人的辅助下，借助AI软件，设计了出来。

王军《大禹》雕塑概念设计。受访者供图

这个雕塑参加了陕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美术作品展览，还在2024年加拿大国际具象艺术大赛上获得了“证书奖”。“我没有上过美院，没有雕塑艺术基础，但互联网时代，工具变了，普通人也可以创作，甚至进行高水平的创作。”王军说。

再加上多年来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等创作现象的兴起，他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与相关宣传工作领导讨论，形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概括。

“过去的‘大众文艺’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实际上还是指专业的、精英的文艺；‘新大众文艺’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成为创作者、传播者和反馈者。”王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文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和人民的生活结合得这么紧密，并创造了巨大的文化经济。”

在此背景下，西安的一批学者、作家、艺术家、新媒体从业者等组成“智囊团”，多次座谈讨论，形成了相关文章，以《延河》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我觉得最核心的‘新’，反而是一种古老的旧。”阎安说，“人类最早的文艺，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比如劳动号子、祭祀歌舞……后来文明演进，社会分工，文艺被专业化、殿堂化。五千年后，在更高的技术层级上，文艺回到原初的状态，回到人人皆可从事的生命活动。”

当大众成为创作者，作品的丰富性立刻彰显。同期《延河》“新大众文艺”专栏刊登的作品，有跨界艺术家李青的长诗《致埃隆·马斯克和他荒唐的三万颗人造卫星梦》，“用诗歌向技术冒犯个体权利这件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有新媒体作者陈锵、铛铛的文章，聚焦西安城市角落的市井空间，讲述盲人张喜平在回坊卖鸡蛋的人生……

已成名的诗人陈年喜，则用组诗《在秦岭深处来来去去》重回他的精神根脉。“他的创作之路本身就是新大众文艺一个生动的注脚。”阎安说。

陈年喜是陕西商洛市人，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后来外出打工，曾在矿上做过十多年的爆破工。空闲时写诗，先在网络博客发表，2017年因为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出镜开始受到关注，被称为“矿工诗人”。2019年出版诗集《炸裂志》，之后转向散文和非虚构写作。他称，当《延河》杂志向他约稿时，他已经很久没写诗。

长期与开矿打交道，陈年喜患上尘肺病，也关注同病患群体。当时，他正在秦岭山间采访，探望工友，便以此创作了一组诗。“起身告别时再次握了握手/两只握过机器的手和机器同样冰冷……”其中一首《在病房》中这样写道。

“新大众文艺”概念提出后，陈年喜也经常受邀参加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时代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关口，人们想看到和自身生活相关的东西。”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文艺和文学本身就是自由的状态，像草一样生长，才更有生机。”

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

《延河》杂志发表“新大众文艺”宣言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市一楼盘里，清洁女工王瑛正坐在工具间，用手机备忘录记笔记。她是无数个大众创作者之一。

王瑛老家在四川内江，初中文凭；2008年，经一个朋友介绍，她来到东莞虎门镇，从事幼教工作。她爱好写作，偶尔也在期刊发表。稿费最多的一次，是在《星星诗刊》上发了两首短诗，70元。“我知道写作是养不活人的，但是我精神上需要它。”王瑛说，“在异地，没有知心的朋友，没有亲情，只找到文学来倾诉。”

2024年，已经退休的她，想帮儿子还房贷，应聘做了清洁工。此前做老师，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在这里，有人随口吐痰，她得立即打扫，地上有个烟头，要马上捡起来。她感觉踏入了真实的生活，“发现了人性”，开始记录自己的所见和工友的故事。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灰尘很诚实，不管在哪里都要往下落，被气流带到不确定的将来。就像一个人流落到了这里，对明天的未知有着恐慌⋯⋯”她的文字仍有诗一般的深邃。

到了8月底，她完成了8万字的文章，投稿给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作品》杂志。不久，副总编辑郑小琼回复消息，给予肯定。2025年1月，稿子以《清洁女工笔记》为题，发表在杂志新设立的“素人写作”专栏。“写了将近几十年的文字，终于到今天有点结果了，真的是很激动。”王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素人写作者王瑛。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在“素人写作”概念出现之前，东莞早已有深厚的“打工文学”历史积淀。东莞文学艺术院一级作家、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和研究者。

柳冬妩高中毕业，1992年从安徽老家到东莞打工，曾在玩具厂、绣花厂上班。他从小有当作家的梦想，也是从写诗起步，1995年在《诗刊》发表组诗《我在广东打工》，编辑给他回信中称之为“打工诗”。因为写作才能，他获得进入小镇报刊工作的机会。

2005年，他到东莞市文联主办的《南飞燕》任主编。这是一本专门面对打工者的杂志，“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来稿”。接触的打工者作品多了，他开始写评论文章，推介打工文学。2006年，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他担任主席。“让一个农民工做一个评论家协会的主席，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他回忆说。

当时，东莞“打工作家群”正走向全国视野。2007年，五金厂女工郑小琼凭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2010年，从打工者成长起来的作家王十月，以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创作者也因此进入主流文坛，如今，王十月担任《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

东莞文联一直在推动“打工文学”的发展，曾出版多套《东莞打工文学作品选》。随着时代变迁，一些人想给“打工文学”改名，一度改成“劳动者文学”，柳冬妩觉得并不合适。2024年，他看到《延河》发表的文章，猛然醒悟：“这是最好的名称，打工文学可以纳入到新大众文艺里面，再贴切不过了。”

2025年3月1日，东莞文联举办了中国文艺名家东莞行暨“东莞文学四十年的经验、记忆和想象”主题分享活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应邀参加，在发言中提出，“打工文学就是新大众文艺的一种早期实践。”同时，他也认为，不要过度纠结概念，作家和作品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

活动举办完，李敬泽于次日下午回北京。早上还有空闲，柳冬妩临时起意，建议组织一个“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座谈会”，李敬泽欣然同意。曾经的“打工作家”王十月、郑小琼，现在的“清洁女工”王瑛、“烧烤诗人”温雄珍等，都参加了活动。“这是文学的一种接力。”柳冬妩说。这次座谈会经过媒体的报道后，“东莞素人写作群”开始受到全国关注。

东莞市两代“打工作家”留影：曾海津、沈汉炎、马益林、穆肃、郑小琼、王瑛、温雄珍、王十月、柳冬妩、李丽娟、刘芬、林汉筠、蒋鑫、易翔（从左至右）。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这次会上，王瑛才知道，郑小琼当时收到她的稿件后，拿去给王十月看，两人都很激动，但杂志稿件最多能刊发两万字，他们便将其推荐给花城出版社，后者同意出版。最终，两人还是想鼓励写作者，决定破例，专门开一个“素人写作”专栏，刊载了其中5万字。

只要有机会，素人写作者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楼盘清洁工作结束后，王瑛又去了一个酒店工作，写了一篇《守望者》；她以自己在东莞城中村的生活为背景，塑造了20多人的群像故事，取名《储物村》，正在新疆《西部》杂志“新大众文艺”专栏连载。

她还想写18年来往返于东莞和老家内江，在火车上的见闻；想写自己做幼教时，看到的一群80后家长带着孩子在东莞打工，避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想写自己婚姻的痛苦和挣扎，“怎么去（追求）幸福”……

王瑛出生于1966年，今年整60岁。“我觉得现在是丰收的时候。”她说，“只要你细心去观察生活，用感情去关注这些需要关注的群体，永远写不完。”

“老辈子文学”的质地

2025年12月14日，58岁的广州大学教授张河清，在新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篇悼念挚友的文章，回顾了两人几十年的友谊，慨叹“没有人会对一捧土产生情感，直到自己亲手垒起了一座”。文字细腻真切，一位网友留言形容：“老辈子下笔没轻没重的。”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概念——“老辈子文学”。

词汇的走红是偶然的，但它所蕴含的真实、质朴、厚重的特质，早已成为一种创作气象，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反映。同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纸上谈爱》，介绍语里也写道：“老一辈既纯朴又不失浪漫的真挚爱情故事。”

这本书收录了河南三门峡市一对夫妻张冲波和骆淑景，从1986年到1990年间的一百多封情书和感想文章。“在雪白的信纸上，我们信马由缰地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通过写信，把自己紊乱的思绪整理成章，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文笔锻炼。”骆淑景回忆道。

两人都是文学青年，1984年在三门峡卢氏县的一个诗社相识。张冲波被骆淑景的诗作吸引，“字里行间流露一丝淡淡的哀愁，把美丽写得如此忧伤，把忧伤写得如此美丽……于是，我的心动了”。1986年春天，他给骆淑景写去第一封求爱信。当时他在黄河南岸的林场工作，骆淑景则在黄河北岸的一个小镇教书。

一封信发出去，路上要六七天才能到达。两人约定，收到信要立即回信，这样每半个月就能倾听对方的心声。“也就是说，我月圆之夜的思念，他要到初一才能知晓。而他初一的喜怒哀乐，我要到十五才能体会到。”骆淑景说。

1980年代末的骆淑景和张冲波。受访者供图

后来两人结婚，骆淑景也调回卢氏县工作。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始终没有丢掉对文学的热爱，偶有作品在期刊发表。互联网兴起后，他们也将自己的文章发布到论坛、博客上。

真正的爆发是2014年开始。张冲波看到河南出现了一个自媒体“豫记”，投了一篇《为啥山西这些村只说河南话》，很快发表，并引发媒体前去探究。之后，他的一篇实地考察小山村桃花盛开情景的文章，不到四小时，全网阅读量达280万。“我第一次见证网络强大的传播力，见证新媒体的力量。”他说。

同时期，骆淑景也向“豫记”投稿。有篇文章回忆她向农村一位老中医学习，后者当过和尚，被编辑取名《身怀绝技的老和尚和他的女徒弟》，受到热议。“那段时间很疯狂，网络反馈督促着你也来写作。”骆淑景说。据统计，张冲波在“豫记”共发表文章55篇，累计20万字；骆淑景发表72篇，25万字。

两人能有如此大的创作量，源于他们的多年积累，尤其是口述历史访谈。

张冲波的母亲出生于大家族，“远远近近有14个外公、24个舅舅、16个姨”。二外公曾在民国时期任灵宝县长，1950年离世。2005年，张冲波偶然得知二外公的“姨太太”还健在，按豫西地区风俗，他该称呼“新奶”。新奶当年80岁，曾改嫁村农会主席、庄稼汉、卖菜货郎、银行职员、退休工人，最后落脚到一退休教师家中。张冲波觉得她的一生太丰富，前去做访谈，“不等我过多提问，新奶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遭遇来”。

从此出发，他又对家族其他人做了口述历史。其中，二外公的大儿子，在同辈排行老大，他叫“大舅”，1949年去了台湾，失去联系数十年。1990年，大舅终于重回故乡，在机场没认出弟弟——离别时，还是少年，再相见已两鬓斑白。张冲波以大舅五次回乡的经历为主线，串联起二外公一家的悲欢离合。

他将稿件投给《读库》，几个月后得到回复，同意刊发。骆淑景想到自己的父辈一生遭遇磨难，也有东西可写。她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整理出做木匠的父亲在1960年代流浪的经历，也去投稿，三天就收到用稿消息。

2017年第三期《读库》，头条刊登的是张冲波的《大舅回乡》，二条是骆淑景的《盲流》。之前，他们担心编辑有顾虑，并没有告知两人是夫妻，投稿也是用各自邮箱。直到刊物出版后，他们才说出来。“夫妻同框”成为一段佳话。

张冲波（右一）在做口述历史访谈。受访者供图

这些成果让他们更有创作热情。骆淑景以自己在师范学校进修的经历，写下《中师二班》，同样发表在《读库》。文章里，她提到与张冲波通信的故事，“有时候信意外地来早了，我就喜不自禁，迫不及待跑回寝室，爬到上铺，一个人独享这份美好”。一个朋友正是看到这篇文章，觉得他们的情书有价值，推荐给出版社出版，即《纸上谈爱》。

夫妻俩的写作还扩展到“他者”。有几年时间，骆淑景经常回农村照顾老父亲，看到村里很多遭遇亲人变故的妇女，“但活得很顽强”，便把她们的故事写成《寡居》。张冲波在完成家族口述历史后，又相继完成了“中条山战役难民”“卢氏县民歌”“三门峡水库移民”系列，总计视频180多小时，整理文字95万字。他的家里，有10个存储量为200G的硬盘。

三门峡市矿产丰富，陈年喜年轻时打工的第一站就在这里。2026年2月，他重回故地采风，并和当地文友交流。张冲波也是从陈年喜那里了解到“新大众文艺”概念。在他看来，新大众文学的灵魂是要“接地气”。骆淑景觉得，“就是大众写大众”。

“国际普通话”

2026年3月27日，北京798艺术区，一场名为“花团锦簇”的民族风大秀正在举行。随着古老的歌谣响起，演出开幕，一位老爷爷肩扛木犁，上面坐着他的外孙女，穿着外婆绣的嫁衣，缓缓绕场行走。而后，来自56个民族的新娘，穿着特色的服饰，款款亮相舞台……

这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春季）的一场活动，主办方是来自贵州凯里市的“村T”项目，创始人为苗族设计师杨春林。“新大众文艺”潮流不止于文学场域的变化，还包括各类艺术形式的大众化创作和创新现象。“村T”就是其中之一。

56个民族新娘大秀。受访者供图

2007年，凯里市湾水镇深山里的青年杨春林，成为村寨里第一个大学生，要去西安上学。妈妈接了一笔绣花订单，带着村里九位绣娘一起赶工，凑齐了儿子的学费。大学期间，杨春林摆摊销售家乡的苗绣服装和手工艺品，赚生活费。

他发现，绣娘们辛苦做出的东西，工艺精湛，价格却很低廉，而很多服装借鉴苗绣元素，重新包装后，就能卖出高价。“不是苗绣没有价值，而是缺少被看见、被传播的渠道。”毕业后，他没有从事所学的新闻专业，而是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古阿新”——这是他的苗族名字，也寓意“古今融合、承古创新”。

2024年初，已是知名设计师的杨春林，带着母亲走出大山，参加了中国国际时装周。那场时装秀上展示了49套衣服，其中12套是母亲的手工刺绣。“我特别想让她看到自己耗费心血的手艺作品，能够站上顶级时尚舞台。”杨春林说。

随后他又带着母亲出国，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但母亲更想让世界看到自己家乡的美。2024年7月，杨春林回到村寨，计划在梯田边搭建起简易舞台，让老百姓穿上苗绣服饰，和专业模特一起走秀。此事引起政府关注，双方合作，将活动落到市区的“苗侗风情园”。

此时，凯里市所在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已举办了多种全民文体运动。2022年，台江县发起“美丽乡村”篮球联赛，被网友称为“村BA”；2023年，榕江县举办第一届“村超”；2024年，三都县组织赛马联赛“村马”……杨春林的走秀活动便叫“村T”，相比体育运动，群众的参与度更广，艺术性更浓。

从一开始，“村T”就坚持三个原则——零门槛登台、零门票观演、零距离互动。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热爱民族服饰，愿意大胆展示自己，就可以参加。杨春林也不要求步伐、节奏、神态，“平时怎么走就怎么走”。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原计划举办三天，最后持续数月。

贵州“村T”舞台上，模特正在走秀。受访者供图

活动中，杨春林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排队上场时，担心人太多，自己身上的衣服没人看得见，忍不住哭起来。外公看着心疼，便让她坐到自己随身带的木犁上。杨春林记录下了这一幕，发出后引发网友共鸣。老爷子名叫顾彪，70岁，成了“网红”。

之后，“村T”也固定下来，每周五、六、日演出，截至目前已经举办近900场走秀，8万多人参加。“从前大家都腼腆内敛，不好意思穿戴民族服饰出门，如今人人落落大方，主动向外人讲述本民族故事。”杨春林说。

黔东南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起初在“村T”舞台上，只有附近苗族、侗族、彝族、瑶族等百姓同台相聚，之后逐渐吸引全省不同民族的人参与。见此情景，杨春林萌生一个想法，“把全国五十六个民族齐聚一堂”。

愿望很快实现，在2026年央视春晚上，56个民族的儿童和歌手周深一同表演了节目《吉量》，创下当晚最高收视率——40.07%。之后，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的56个民族新娘大秀，则是这个创意的延续。顾彪和外孙女也受邀参加。回到家乡后，乡亲们打趣他：“犁田犁到北京了。”

顾彪和外孙女走秀场景出现在贵州省展馆的海报上。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新大众文艺就是让普通百姓成为文化舞台真正的主角，依托短视频、直播这些新传播方式，把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直观传递出去。”杨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本届“文博会”上，“村”字号品牌也是贵州省展馆的主要内容。

以“村T”为原型，还产生了微短剧《群山上的“村T”》，将苗绣、蜡染等非遗工艺和穿越、爱情、喜剧等影视元素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微短剧正是互联网形态下的大众文艺新形态。近期，不少省份出台的推动“新大众文艺”创作措施中，均提到要以微短剧为重要媒介。

王军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微短剧虽然目前受到一定争议，比如碎片化、庸俗化，但是它给社会提供了情绪价值，有一种疗愈作用，“碎片化是互联网文艺的一个特点，不是一个缺点”。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拓展了中国对外传播的新形式，比如李子柒乡村生活视频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使中国的通俗文化走向了世界”。走在“文博会”的场馆，能看到不少地方在展示微短剧出海成果。而在本月初，“村T”团队也抵达巴黎，在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等法国知名地标走秀。

“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学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来讲。通俗文艺是最好的载体，是‘国际普通话’。”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