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逃课未必能给学生带来更多自由
◆《东方早报》，1月20日，袁晓明
我更主张学生尽量去上课，真正的自由在于思想的自由，学生们可以在课堂上提问，可以对老师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老师更应该鼓励学生有独立的见解、不同的观点，如果老师压制学生的观点，那才是对思想自由的限制。
我不赞同怂恿学生逃课，许多中国人喜欢与美国教育比较，认为美国的孩子有更多的自由，家长、老师也鼓励孩子们独立。但这里有一个误区，美国教育的确鼓励孩子的思想自由和独立，但在规矩上却要求非常严格，比如美国小学生在学校从一个教室到另一个教室都必须排成一行走过去，而中国的教育却似乎正好相反，在规矩上没有多高的要求，在思想上却是给出许多的限制，比如“少说为佳”、“敬畏权贵”等等，这样的教育更容易培养出思想僵化，但行事却不守规矩的人。
怂恿学生逃课并没有给学生多大自由，但在大学选择、自由转学、自由换专业、思想和言论自由等方面，中国的大学生却的确需要更多、更大的自由，那却不是“杨帆门”所能关得住的自由，也并非是萧瀚怂恿逃课所能带去的自由。
【推荐理由】当人们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到“逃课是否应该”，甚至把“逃课”上升到“自由”高度时，本文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揭开了今天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真问题”：我们的大学是否在进行培养“人”的工作？
◆《21世纪经济报道》，1月19日，唐学鹏
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中型的经济危机，华尔街和大多数美国的资产权势阶层把目光放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身上。华尔街甚至认为，伯南克应该快速将基准利率降低到3%的水平，应该以50个基点而不是25个基点的速度进行减息。
尽管伯南克迷惑性越来越浓，比如他宣称强势美元，但实际执行的是弱美元；他强调降息的迫切，但节奏就并不紧急；他倡导“美联储增强透明度”，但是金融市场对他的猜测却变得分歧严重。但我们认为，伯南克在这个时刻肯定成为“减息的铁杆者”，甚至他可能将变成一个“减息的上瘾者”。
作为对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的久负盛名的金融问题研究者，伯南克的侧重点在于“债务紧缩”(即信用扩张链的断裂)——以住宅价格为代表的价格大幅下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因为通货紧缩提高了债务的实际价值，增大了贷款偿付的困难。
但这一理论如Calvo所说，似乎在1980年代之后就不适用了。因此，伯南克式大规模降息不仅在学术角度是可疑的，而且对外部世界也是相当轻率的。当然，这位教授只在乎美国，并不理会外部，但是，外部世界的互动式反应(加速外部世界的美元资产抛离运动)迟早将反作用于美国。
【推荐理由】75个基点的超常降息幅度，彰显出美联储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严重担忧，也迅速验证了本文的分析预测。我们对作者的专业性表示敬意。美国的衰退对中国远非好消息：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嚣张，珠三角工厂的撤离行动将更加坚决。但美国的“自私”更让我们担忧。索罗斯说：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衰退，而是一次根本调整，美国将相对衰落，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崛起。但环球同此凉热之际，他未必是对的。
◆《东方早报》，1月18日，陈序
价格管制，不论出于何种好意，都会有副作用。有时，副作用还会很残酷。
眼前的例子是，由上海医药集团华联制药厂生产的一种抗癌药，因为药品污染，致使许多人受害。我以为，是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与价格管制有关。没有价格管制，就不会出现指令性生产；没有指令性生产，企业不会坚持亏损经营。进而，国企管理者和劳动者便没有必要冒道德风险、法律风险，更无可能有组织地去冒险。有组织，从司法角度看，是情节严重，从经济角度看，是成本昂贵。
更重要的是，在转型经济体中，被管制的是部分价格，而不是所有价格。产品的价格被管制，劳动力的价格呢？劳动力作为消费者购买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呢？如果说，价格管制有副作用，部分价格管制的副作用更大。甲氨蝶呤事件可作为证明。
产品有说明书，会说明不当操作的危害或副作用，表示企业对产品负责，并对自己行为已经或可能造成的后果负责。消费者对产品可能的副作用有知情权。那么，经济政策有没有说明书？政府有关部门在进行政策说明时，需不需要对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进行交待？
【推荐理由】中国的政府与民众对于“价格管制”显得过于功利，物价高企时冀望政府管制，损害个人利益时，又片面鼓吹“市场”。政府许多时候也过于迷恋临时、应急性的“价格管制”，以为这就是济世良药，全然不顾其可能危害巨大的副作用。本文的价值在于，深入浅出地提出了一个很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重大问题。
对“大部制”改革的三点期盼
◆《中华工商时报》，1月16日，陆高峰
“大部门体制”改革，国务院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下级政府机构改革提供典范。
一、精官简政。国务院在1982年以来已进行5次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1988年国务院人员编制一次性减少了9700多人。而当前一些地方机构改革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的怪圈，有资料显示当前财政供养人口和百姓比例从建国初的1∶600，增加到当前的1∶28。
二、降低行政成本。有报道显示，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6年的10％提高到2005年的19．2％。与此同时，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增加到498元。行政管理费用的增加不仅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挤占了百姓福利，对经济增长也带来负面影响。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的研究，1999～2005年间我国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作用达到负的1．73％。
三、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托付，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力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
【推荐理由】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件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事，这样的大事，媒体必须发表意见，因此，即便本文更多地是在重复常识，但这些常识对于政府却是最必要的提醒。我们的政府应该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醒，尤其是在重大决策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