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该长大但未长大？李松蔚：是时候把你的年龄除以1.5来算了

主持人：

生活不是考卷，人生这道题没有唯一解。欢迎收听南周播客“非标准答案”，我们邀请专业人士，聊聊具体而微的生活难题。

最近几个月，“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悄然流行。它像一个精准的时代切片，戳中了一代人的集体困境：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他们毕业、换工作、搬城市、经历聚散，却始终卡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里。有人换了五六份工作仍找不到方向，有人三十岁重返校园，有人明明过着稳定的生活，却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当被问起“你这辈子要做什么”，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沉默。

本期“非标准答案”适逢六一儿童节，近些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年轻人会在儿童节这天说自己“不想长大”。“不想长大”背后除了情绪，或许还有更多社会发展因素，我们请来了心理咨询师李松蔚，和他一同聊聊这届年轻人被拉长的“奥德赛时期”。

作为国内最受年轻人关注的心理学从业者之一，李松蔚对这种状态并不陌生。通过和一线年轻咨询师的频繁交流，以及对当代年轻人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他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有某种共通的温吞与被动：“哪里有个位置能暂时安放我，我就先去那里待着”。

但被动安放不是真正的“随遇而安”。恰恰相反，当一个人长时间处在“先凑合待着”的状态里，漂泊感就会慢慢发酵成焦虑：不是被某个具体目标追赶的焦虑，而是一种更弥漫的、不知道自己漂向哪里的不安。该如何安放这种无处遁形的焦虑？

李松蔚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建议：把你的年龄除以1.5。希望你听到这个说法，心里也松了口气：六一儿童节快乐。

电影《弗兰西斯·哈》。（资料图）

李松蔚：

几个月前，我开始在常看的公众号里刷到“奥德赛时期”这个词。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平时会收到很多平台算法推送的心理学内容，一开始以为这只是圈内的推荐，没太在意。直到连几个平时不怎么聊心理学的头部大号也在写它，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概念真的破圈了。

被动的“奥德赛时期”

其实在这个词出现之前，我在工作中就已经给很多年轻人普及过类似的想法。我常跟他们说：不要默认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你一生的职业；你定居的城市、选择的生活方式，也从来不是一锤定音的事。人大概需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去探寻自己的身份和想要的生活。这是一段“游历期”，你需要走出去见天地，拓宽认知的边界，在一次次碰撞里慢慢确认“我是谁”“我真正想做什么”。因此，“奥德赛”的内核并不新鲜，只是这个漂泊感的隐喻，让那段模糊的人生阶段变得具象了。

它有一个对应的心理学概念，叫“成年初显期”。过去我们总觉得青春期结束就等于成年，但现实中很多人到了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岁，心理上依然没有完成这个过渡。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说明成人状态不是到点自动亮起的开关，而是一个“涌现”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需要和世界不断碰撞，在某个瞬间突然顿悟，原来我是这样的人，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但今天互联网上聊的“奥德赛时期”，更多地指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技术迭代、岗位变迁、观念刷新，整个时代都处在变动中。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现在的工作五年后会不会被AI取代，也没有人敢说今天还算安稳的日子，明天会不会就被一场裁员、一次意外彻底打翻。正是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让年轻人需要这个概念来安放自己，当我们找不到一个能长久安身立命的地方时，就把自己定义成海上漂泊的奥德修斯：我还在路上，暂时没有答案也没关系。

这两个概念，表面上看都在讲“探索”，内核却截然不同。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如今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正在变长。

阿内特提出“成年初显期”时，强调的是一种主动的探索：你去试错、去碰撞，有清晰的阶段，知道只要往前走，答案终会出现。过去那些“北漂”就是如此：明明回老家有安稳的工作，偏要去北京闯一闯，追逐自己的梦想。他们入不敷出，压缩生活质量，但那是自主选择的路。到了三十岁左右的某一刻，他们会意识到天赋、机遇与现实之间需要做怎样的结合，于是或继续追梦，或找个班上，或回到家乡。那是在闯过之后，终于找到的一种跟自己内心、现实都能自洽的活法。

但今天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充满了被动感。他们常常不是主动去探索所有可能性，而是“哪里有个位置能暂时安放我，我就先去那里待着”。他们并不相信，只要在一个地方待足够久，答案就会自然落下来。“奥德赛”本是一段历险记，如果没有真正的历险，只是随波逐流地漂泊，人很难在某一天突然获得关于“我是谁”的领悟。探索的效率变低了，这段漂泊自然被拉长。

如果说被动感只是拉长了探索的时间，那么选择自由的丧失，则让漂泊暂时失去了终点。过去我们说的“选择”，是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做取舍：我可以选回老家生活，也可以选择去大城市闯一闯。但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他们不是“我选择漂”，而是“有什么机会就去哪里”。当漂泊不再是一种主动的人生探索，而变成了唯一的生存方式，它就成了一种看不到岸、也无法靠岸的状态。

很多人以为是“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制造了焦虑，但顺序恰恰相反：是焦虑太多了，我们才需要这个概念来安放它。人们要花大量能量去应付这种焦虑，反而没有力气去真正探索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奥德赛时期”被拉长的原因之一。

所以“奥德赛时期”的流行，本质上是年轻人一种集体自救。他们用这个名字，给漂泊赋予了一点意义，告诉自己：事情还没有完全失控，我只是还在路上。它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也没有承诺一个光明的未来，但它至少让我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些，你的迷茫，是很多人共同的处境。

2026年5月，博鳌，李松蔚在心理学行业会议中做主题发言。（受访者/图）

找不到地图，也找不到时钟

坦白讲，我现在的咨询主要面向中年人。因为做家庭咨询的缘故，来访者大多是夫妻或者父母。当他们对原有的人生意义感产生怀疑时，会来约我做咨询。

但跟同行交流时，我们都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今天的年轻人，对心理咨询的使用方式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那种在自我探索上有很激烈的痛感和碰撞的咨询，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群体当中不那么有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这就要从两代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说起。

现在来做咨询的这部分中年人，大多是80后或更早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相对更有“确定性”的时代：工作机会充足，职业路径清晰，按部就班往前走，能看到一个可预期的未来。当他们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把生活安顿下来之后，就会开始向内探索——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现在的生活是我喜欢的吗？

比如五年前甚至更早，我们身边总会出现这样的叙事：有人在北上广奋斗多年，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城，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出走”的故事，就是那一代人典型的自我探索脚本。他们清晰地感受到“30岁该成家、35岁该立业”这套标准是枷锁，是对自我的束缚。所以他们需要心理咨询，需要有人帮他们挣脱这套规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对他们来说，自己需要的是一把“破局的刀”，用来劈开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人生模板。

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不是刀，是止痛药。

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你现在的痛苦是正常的，不是你的错。”他们需要的是情感上的陪伴和确认，是有人帮他们把痛苦归因到外部的结构性因素上，而不是让他们再为自己的“不够努力”“不够优秀”自责。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工作机会在变少，行业迭代在加快，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现在做的工作五年后还在不在。在这种处境下，跟他们聊“自我探索”“人生意义”，会显得有些遥远，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当一个人还在为立足之地发愁时，你很难要求他抬头看星星。

也正因如此，现在的年轻人学会了用更温和、更安全的方式消化情绪。遇到困惑了，他们会在网上吐吐槽，和同温层的朋友聊聊天，只要发现“原来大家都这样”，心里就会好受很多。这种“不较劲”的姿态，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既然对抗的成本太高，不如就先这样活着。

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适应。因为上一代人需要反抗的那个东西，在今天已经变了模样。上一代人的痛苦，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钟在逼着你走，你不想走，所以要反抗”。而今天的年轻人，面前没有一个统一的、主流的社会时钟了。没有人能说清楚25岁该怎么样，30岁该怎么样，35岁又该怎么样。

时钟没了，焦虑却没走。它变成了一种更弥散的东西：我是不是落后了？别人走到哪了？我这样可以吗？他们需要一个参照系，却不知道去哪里找。我时常觉得，95后、00后的人生，就像在一片没有航标的大海上航行，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哪里。

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不买房，不存钱，不做长远规划。周末去旅游，去看演唱会，去做所有能带来即时快乐的事。既然未来不可期，那就先过好当下。但这种“活在当下”的背后，是更深的茫然。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却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终身事业；有自己的爱好和社交圈，却依然不知道“我是谁”“我这辈子要做什么”。就这么活着也能活，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会追星，会投身各种亚文化社群，会信奉某一种观念或者生活方式。这些本质上都是在给自己画地图：在一个没有坐标的世界里，抓住一点确定的东西，给自己找一个临时落脚点。但这些地图都是碎片化的。在粉丝群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可一旦回到“30岁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面前，依然是茫然的。

这是我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焦虑：不是与社会时钟对抗的痛苦，而是既找不到地图，也找不到时钟的恐惧。

“奥德赛时期”这一说法因《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2007年的文章The Odyssey Years而广为人知。（资料图）

幸福与否，是可以选的

我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也充满着焦虑和迷茫。

27岁时，我博士毕业，接着又做了两年博后，出站时已经快30岁了。像我们这种读书时间特别长的人，在校园里一路读上来，其实并没有真正面对过“我想要什么”这个问题。留在高校做青年教师，是一个太顺理成章的选择，因为你有科研成果，在专业圈子里积累了一些资源，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从学生到青年教师的转换。我的“奥德赛时期”，是站上讲台之后才开始的。

从学生变成老师，很多细碎的变化在发生。过去，我是一个比较紧张、不愿意做公开表达的人，但现在要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么多学生讲课，我要怎么让自己的讲述更流畅？又怎么接受自己在某些时候表达就是不那么顺畅？学生也会对我的教学提出要求、提出质疑。有时候我在心里问自己：他们选这门课，到底是因为觉得这些东西有用，还是只是为了学分？站在台上，看到有学生打开电脑在做别的事，或者趴在桌上睡觉，我会在心里怀疑，自己在台上讲课这件事，意义到底在哪里？它真的有在帮助别人吗？

这就是我那几年的状态：在一个外人看来很稳定、很好的位置上，心里其实在“漂泊”。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这些问题一点一滴地积累，跟我内心的碰撞越来越频繁：如果连站在讲台上这件事的意义我都没法确定，那我到底能确定什么？

转折发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瞬间。2012年前后，当时我老婆还在读研究生，我们路过她学校附近的商场。商场某一层是一个儿童乐园，里面有很多年轻夫妇带着孩子玩海洋球、坐那种小小的旋转木马，特别热闹。我老婆当时怀着孕，我们就走在那个楼层里，看着那些家庭。突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莫名其妙，但特别清晰：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出生了，我跟我老婆也可以牵着他的手，到这个地方来玩。

那个场景我非常想要。而且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想要，我是可以为这件事拍板并为之负责的。无非就是掏空积蓄、承担高额的月供压力，但即使如此，我可以为自己想要的人生投票。

我为什么对这件事印象如此深刻？因为在此之前，我的思维路径多是“我达到了什么标准，才有资格被分配到什么生活”。站在讲台上怀疑自己讲课的意义，说到底也是这个逻辑：我在等学生给我一个反馈，等外部给我一个确认，告诉我这件事值不值得做。但在那个商场里，我跳出了这种思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要的，那我就来看看该为它想什么办法、付出什么代价。我不需要等任何人来分配，我可以自己说了算。

后来大概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通过中介找到了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那个房子很小，但我的孩子人生前六七年都在那里度过，我们有很多珍贵的回忆。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可以绘制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掌控感。

从那个决定开始，我心里有一样东西悄悄变了。后来我花了几年时间，一步一步确认：既然我可以为想要的生活投票，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离开一份不适合自己的职业？这个念头在心里转了很久，终于在2018年，我正式辞去了高校的教职，成为一名自由执业的心理咨询师。

听起来好像有点反直觉，但对我来说，正是离开那个稳定的位置，我的“奥德赛时期”才真正结束了。

当然，我也不止一次想过，2018年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有时代的加成。如果这个决定发生在2020年以后，我还有没有勇气那么洒脱？

但无论时代怎么变，那个在商场儿童乐园里冒出来的念头，始终是我改变的起点。它教会我的不是“如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而是一件更根本的事：幸不幸福，是可以选的。意识到自己可以决定接下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那些年里，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资料图）

给年龄换一种算法

聊到这儿，你大概也感觉到了：旧的社会时钟失效了，可年龄焦虑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赶不上时钟”变成了“找不到时钟”。那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简单粗暴的建议：把年龄除以1.5。这也许才是你在当下这个时代，真正对应的“社会年龄”。

这个建议最早的触发点，是我自己的经历。我27岁博士毕业，真正走出校园接触社会。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心理学界沿用至今的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18岁中学毕业就能进入职场，只有极少数人才会继续深造。所以埃里克森认为，18岁就已经完成了身份认同，进入了成年阶段。可我27岁才刚刚站到社会的起点上，这不就相当于那个年代的18岁吗？27除以18，刚好是1.5。

后来我发现，这个换算比例有更普遍的意义。如今人均寿命大幅延长，受教育年限也越来越长，我们定义的“中年”“老年”都在整体后移，但社会时钟却还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今天一个45岁的人，可能刚刚在事业上站稳脚跟，正准备规划下一个人生阶段；可在几十年前，45岁的人已经在考虑退休养老了。同一个年龄，已经是完全两种人生状态。我们为什么还要拿着过去的时间表来安排今天的生活？

这个观点提出后，我收到更多的反馈是“松了一口气”。但我从来不说它是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它更像是一个提醒：这场人生的考试，时间延长了，你不用因为现在没交卷就急着否定自己。它能消解掉那些毫无建设性的自责，但真正的答案，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在生活里，一天一天地找。

怎么找？我的建议可能有点反常识：不要把“成长”当成目标，先把“活着”当成目标。只要你还在真实地生活，还在获取新鲜的体验和刺激，你就一定在成长。

可今天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努力，恰恰是太害怕犯错、太害怕冲突、太害怕卷入麻烦。你刷着短视频，刷着刷着一天就过去了，一年就过去了，那些本该在“奥德赛”的航行里去探索、去发现、去犯错的过程，就被网上这些温和的抚慰消解掉了。你不会有“活着”的感觉。

所以哪怕先过一段“错误”的人生，也比在头脑里空想一万遍要好。而实践的过程中，很多人最容易卡住的地方，就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或者“做了也没用”。比如很多30岁的人跟我说，还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可你回头看看，从毕业到现在的这几年，你做过的每一份工作，那些让你有成就感的时刻，那些让你拖延、吐槽、说自己是“牛马”的痛苦时刻，其实都在给你答案。你讨厌无意义的加班，说明你重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你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会忘记时间，说明这件事里有你的热情。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你独一无二的地图。所以不存在30岁以前在浪费时间、30岁以后答案突然降临这回事。成长从来不是线性的，不是到了某个年龄突然“开窍”。它是靠着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一年又一年的积累，慢慢清晰起来的。

设立自我标准是一个终身的任务，这个过程不会一直热血沸腾。更多时候，它需要你“苟着”。我对这个词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理解，它来自《水浒传》里宋江的一句诗：“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苟”不是躺平，躺平是麻木了，觉得“就这样吧，大家都这样”。“苟”也不是内卷，内卷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能盲目跟着别人瞎跑。“苟”是你心里清楚，自己还没有找到那个位置，还没有能力去实现想要的生活。你不舒服，你困惑，你甚至愤怒，但你忍受着这些情绪，没有放弃寻找。这种“潜伏爪牙忍受”的状态，是有建设性的自我保存。

如果此刻有一个正在“奥德赛时期”漂泊的人坐在我面前，我最想跟他说的是一句实话：带着害怕向前走，一直害怕，一直走。

长大从来不是意味着你不再害怕了，而是你终于明白，害怕只是害怕而已。你可以带着害怕，继续去尝试，继续去摸索，继续去犯错。“奥德赛时期”最珍贵的特权，就是你可以疼痛，可以不确定，可以走弯路。这些负面的感受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跟着你。但走着走着，你就会慢慢知道，什么是你愿意承担的，什么是你想要追求的。你不用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再出发，也不用等到不再害怕了再行动。做就完了，走就完了。在这个不断尝试的过程里，你会慢慢成为你自己。

一艘在大海上漂泊的小船。（李文静使用AI工具生成）

主播/李文静

剪辑/冯钰炫

运营推广/李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