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丰龙：规模重要还是体验重要？“好城市”不一定是超大特大城市

一线城市人口增长放缓，跨城通勤日益普遍，房价收入比悬殊，中国城镇化正站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数据显示，在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每天跨城上班；上海与绍兴的房价相差近3.6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仅为1.21倍。当城市发展不再唯“大”是从，人们开始追问：一座城市的好坏，究竟由人口体量和GDP决定，还是由居民的真实体验和幸福感衡量？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近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他认为，二三线城市在综合生活成本方面具有竞争力，但是工作机会有限；一线城市的创新氛围和公共服务是其核心吸引力，但是通勤成本被系统性低估。人们应该基于自身偏好和综合的成本-收益，作出更理性的居住与就业选择。他同时指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跳出“尺度陷阱”，防止分析结论失当或政策设计错位，在空间治理中既要让空间“增值”，也要为人民“增祉”。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行政区划与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丰龙。（受访者供图）

通勤幸福感不能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

南方周末：你在对广州通勤满意度的研究中发现，影响满意度的不是居住地环境，而是通勤沿途感知和工作地便利性，如何理解？

王丰龙：以往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居住地数据，但通勤本质上是一个出行活动，它的发生地主要不在居住地。这就出现了典型的尺度陷阱：我们用居住地环境去分析发生在沿途和目的地的活动，这是分析尺度与现实尺度的错位。

哪些因素被低估了呢？首先是沿途环境，从家到公交车站、地铁站或者停车场，这些环节的环境设计也是通勤的一部分；其次是通勤质量，除了通勤时间，拥挤程度、车内的安静程度、换乘的便利性等体验维度，目前也缺乏全面的刻画；再次是活动链的约束，通勤不是孤立的，上班途中可能要去买早餐、送小孩，我们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活动链中去考量。

南方周末：我们观察到，一线城市的很多年轻人为了更低的房价房租住到远郊，通勤动辄1小时以上。深圳-惠州、广州-佛山等跨城通勤热度攀升，在中国22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约4％的通勤者需要每天跨城上班。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丰龙：首先，我认为通勤对居民幸福感的损耗被低估了。通勤基本是每个工作日都要完成的事情，往往令人疲乏。这种活动是幸福感的损失。前景理论中有一个经典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