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之城榜2025：规模竞赛退潮 “中城时代”启幕

每一座城市的选择，都是无数个体用脚投票的人生抉择。

当“越大越强”的叙事逐渐退潮，一种新的城市理想正在浮现。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连续第六年推出《理想之城榜》，聚焦57座国内重点城市，从生活舒适、市民引力、公共空间、市民待遇四个维度描摹中国城市的理想图景。

《理想之城榜2025》作为城市研究报告，以对应年度的完整官方统计数据为编制基底——唯有闭环的年度数据，才能支撑跨城市的公允对比。站在2026年中回望，这份沉淀后的观察，既是城市发展质感的定格，也是研判当下走向、锚定未来路径的参照。

今年的结论格外清晰：“中城时代”已至。在“理想之城”的视角里，“中城”跳出了传统城市规模分类的框架。它不拘泥于官方对城市人口等级的定义，而是一种重新定义城市价值的方式。

所谓“中”，首先是排名里的“中”：中游，中上游。那些体量不算最大、名气未必最响的城市，在《理想之城榜2025》中悄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万亿GDP或千万人口大城。绍兴、贵阳、嘉兴、金华、厦门……它们的综合位次，压过了不少声量更高的大城市。

这也是城市发展哲学层面的“中”：暗合儒家中庸之道，于日常发展中求取多维目标的动态平衡，不偏不倚，张弛有度。这些城市未必在某一个维度上锋芒毕露，而是找到了难得的平衡点，把经济效率、居住品质、生态宜居、公共服务揉捏成一种温和而有韧性的城市哲学。

这种“中庸均衡”的发展观，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诠释。放眼全球，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在中国数以百计，而在西方，这已属大城市的规模。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城市规模体系，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大城即优”的模板。“中城”的崛起，不是妥协，而是根植于本土规模格局、以均衡为路径的现代化探索。

“中城”的突围主要依托两种发展路径：一类是毗邻都市圈的协同型路径，借助高铁和城际轨道，与核心城市形成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在“借力”中实现共赢；另一类是独立节点型的内生型路径，如厦门、贵阳，以生态宜居为根基、特色产业为支撑，走出一条依靠“自力”的均衡发展之路。

“中城”的吸引力，是一种不必用力过猛、却足够体面的生活可能。它们不追求成为唯一的光源，却让更多人愿意留下来，好好过日子。

一、区域分析：头部稳固，中小城市改写竞争版图

从榜单格局来看，头部城市位次基本稳固，整体排名出现了三处关键变化：一是前十梯队格局重构，广州重返榜单第四位，绍兴首次跻身全国十强，成为前十中唯一非万亿 GDP 城市，而中部核心城市集体缺席前十。二是四大城市群分化加剧，区域竞争结构差异凸显。三是产业路径对城市位次走向的影响加大，传统工业城市持续承压，产业升级型城市排名上涨。整体而言，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正从“规模驱动”转向“人的体验”。

广州重回一线 绍兴首次进军十强

聚焦榜单头部梯队，一线城市的综合优势难以撼动。

上北深位次稳定。其中，上海连续3年蝉联榜首，凭借公共空间、市民待遇等领域的优异表现，构筑起全方位、高质量的城市“理想值”。北京紧随其后，市民待遇子榜单得分最高，尽显首都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的深厚底蕴。深圳位列第三，市民引力子榜全国居首，持续释放对青年人才和流动人口的超强吸引力。

广州位次回升。去年被苏州赶超，今年广州重返前四。在高房价、高压力的一线城市中，广州仍保持着相对优越的居住性价比和生活方式吸引力，这成为它重返一线阵营的核心支撑。

与此同时，前十梯队角逐激烈。

成都位列第九，是西部唯一跻身全国前十的城市。依托宜居的城市环境和包容的文化氛围，2024年成都常住人口增加7.1万人，2025年再增6.1万人，七普后五年累计增长58.8万人。在全国人口普遍收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逆势增长尤为难得。

绍兴首次跻身全国前十，成为前十梯队中唯一未达“万亿GDP、千万人口”门槛的城市。2024年绍兴GDP为8369亿元、常住人口542万，均未触及传统认知中的“前十准入线”，却在居住成本、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人均可及性等民生指标上全面领先，用实力打破了“规模越大竞争力越强”的固有逻辑，超越了天津、重庆、武汉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与绍兴的强势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汉、长沙、郑州、南昌等中部城市无一进入十强位次。整体来看，这些城市在市民引力和公共空间维度上的短板突出。在“理想之城”的尺度上，中部崛起的故事尚需更多耐心。

结构差异凸显 四大城市群分化加剧

将视野从单个城市放大到城市群层面，结构性分化的趋势愈发凸显。城市群的梯队完整性和发展均衡性，已成为影响其整体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前三十名中，长三角占据13个席位。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宁波、绍兴、无锡、温州、南通、合肥、常州、嘉兴、金华……一众城市呈现出“全域均衡发展”的韧性。它们不仅在“生活舒适”上普遍高分，在“市民待遇”和“市民引力”上也表现均衡，形成了多点支撑、梯度合理的良性结构。

珠三角则是另一幅图景，深圳、广州高居前四，但佛山、东莞分别排第27和28，珠海更是无缘前三十。双核超强，却缺乏承上启下的中间梯度中城，边缘断层，成为珠三角的隐痛。

京津冀的失衡更为突出。北京高居全国第二，但天津、唐山、石家庄均处于榜单的中下游。城市间的发展落差悬殊，呈现出“单核独大、多城追赶乏力”的特征。

成渝则呈现双城并立、梯度分明的发展特征。成都位于第9，重庆则是第15。重庆尽管GDP总量全国第四，但由于其兼具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特殊属性，全域发展的均衡性有待提升，城乡之间的生活品质差异仍然存在，加之腹地支撑相对有限，整体竞争力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深入推进，两地在公共服务、产业协同、交通互联等领域的合作正逐步缓解部分结构性矛盾。这一协同效应也直观反映在榜单排名中：与前两年相比，今年成都与重庆的排名差距已有所收窄。

传统工业城市持续承压 产业升级型城市领跑

最具趋势性的变化，是不同发展路径城市之间的加速分化。

以天津、长春、哈尔滨为代表的传统重工业城市，排名持续下滑。这些城市整体位次在40名后，在市民引力、生活舒适等维度上全面落后，折射出人口持续外流、城市活力不足等深层次困境。

而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融合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的城市表现亮眼。它们走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活优”的新路径：杭州从第7位升至第5位，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双轮驱动；宁波从第11位升至第8位，港口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绍兴从第12位升至第10位，传统纺织产业完成高端化转型并叠加文旅消费优势。这些城市活跃的民营经济和开放的社会氛围，形成了对新人群、新产业的强大吸附能力。

数据揭示趋势，传统工业城市依赖重资产、高能耗、低流动性的人口模式，正被以“人”为核心的宜居、宜业、宜游新模式超越。未来的城市，必须成为让人愿意来、留得住、过得好的一方水土。否则，即便经济体量再大，也终将在“理想之城”的竞逐中黯然失色。

二、“中城”时代来临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高质量发展期，“越大越强”的规模主导叙事，正在被重新审视。而规模适中、宜居宜业的“中城”，正成为重塑城市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榜单结果呈现出错落交织的格局：GDP八千余亿、常住人口五百来万的绍兴稳居全国第十，身后是重庆这座GDP超3万亿、常住人口量级破3000万的超级直辖市。无锡、温州与武汉、长沙位次胶着、不相上下，嘉兴、金华、厦门综合排名超越了佛山、东莞两个万亿级制造重镇。前三十名里，中等体量城市与超大特大城市彼此穿插、互有胜负。单纯由规模带来的竞争优势，已逐步弱化。

分析发现，这些“中城”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毗邻都市圈型”，另一类是“独立节点型”。

绍兴、嘉兴、金华等属于毗邻都市圈型城市。它们综合排名位居前30，生活舒适度子榜进军前10，在长三角形成了密度极高的“中城优势带”。这些城市的崛起，核心在于都市圈近域尺度的协同效应。

依托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构建的快速通勤圈，这些城市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形成了深度的产业分工和功能互补，承接了核心城市的先进制造业外溢和居住人口疏解。而500万至700万级别的常住人口规模，既能通过人口与产业的集聚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极，又不会因规模过载而推高城市运行成本、稀释公共服务资源，实现了经济效率与生活体验的双重平衡。

如果说长三角中城的成功得益于“合力”与“借力”，那么厦门、贵阳这类独立节点型城市则证明了“自力”同样可行。它们不依赖超大城市的辐射效应，而是以生态宜居为根基、特色产业为支撑、优质公共服务为保障，走出了自主均衡的发展道路。

榜单显示，厦门综合排名第26，以生活舒适度为最优。具体来看，厦门房租收入比仅0.32，不到北京的一半；平均通勤时长和拥堵指数均显著低于四大一线城市，居住和出行成本优势突出。 

作为全国陆域面积最小的副省级城市，厦门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实现了有限空间内高收入与高品质生活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首先源于高附加值产业带来的经济发展。厦门以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为支柱，同步培育商贸物流、金融服务、文旅创意等新兴优势产业，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支撑起全市74249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关键的是，厦门依托跨岛发展战略打通空间瓶颈，将新兴产业园区分散布局于岛外各新城，同步配套居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从空间布局上实现了产、城、人的深度融合。

贵阳则是另一种“自力”路线的代表。一方面，其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以“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高品质环境实现了人口的持续净流入；另一方面，贵阳深耕大数据产业，“中国数谷”的品牌效应日益凸显，同时保持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让产业升级与人才扎根形成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西部城市“自力”突围、生态与产业协同驱动的特色发展之路。 

当前，人们选择一座城市的动机已高度多样化，教育、医疗、生活品质等需求愈发重要。未来城市比拼的核心，将是区域协同效率、居住舒适度、公共服务水平，以及贴合自身禀赋的发展节奏。

无论是长三角“中城优势带”的形成，还是厦门、贵阳的宜居路径，都证明了中小城市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其“最优”路径，实现经济规模、居民获得感与城市品质的精准平衡。

三、迈向理想之城：从“规模竞赛”转向“价值共生”的行动方略

中国城镇化已进入“超大城提质”与“中城崛起”并行的新周期。城市竞争已从单向度的“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规模—效率—体验”的综合较量。面对这一历史性转折，城市发展需要摒弃“以大为美”的路径依赖，以差异化、均衡化和注重人的体验为三大支柱，构建通往理想之城的行动方略。

把握“最优规模”窗口期 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从榜单数据和城市发展规律来看，规模和密度过载会降低公共空间体验与生活舒适度，城市发展存在“规模—效率—体验”的最优适配点。不同梯队的城市应找准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

北京、上海等头部超大城市需做好功能疏解与存量提质。一方面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通过都市圈将产业、公共服务和人口向周边中城梯度转移；另一方面精耕细作存量空间，在治理精细化、服务全龄化、体验人文化上树立标杆，成为“理想之城”的引领者。

绍兴、嘉兴等腰部中城应主动融入区域协同，承接核心城市外溢的产业与人才，以“同城化”的公共服务和低成本、高品质的生活体验形成“反向吸引力”，在“最优规模”窗口期快速构建核心竞争力。

厦门、贵阳等独立节点型城市要做好特色深耕，放大自身独特禀赋，强化在文旅消费、特色产业上的唯一性，成为区域内不可替代的就业和生活目的地。

破解结构失衡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当前区域格局的核心矛盾，是“单核独大”和“双核断层”带来的结构性失衡。

京津冀亟需“破壁强核”，北京需要实质性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环京”地区延伸，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跨行政区协调机制，培育多个副中心和微中心，形成多极支撑的网络化结构，将“首都势能”转化为“区域动能”。

珠三角需“链核成群”，深圳、广州两大核心需要强化辐射带动，通过产业协同和跨市地铁、城际铁路等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以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软联通，系统性地支持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提升城市综合品质，培育出能够承接双核外溢、提供理想生活的“第三极”和“多点”支撑。

成渝地区需要加强“双核联动”，成都、重庆要相向而行，共同做强轴线上的中小城市，形成真正的城市连绵带，避免中部塌陷。

推动“工业文明城市”向“新发展范式城市”转型

传统工业城市转型的核心是从“服务生产”转向“服务人”。

首先，需要重塑城市吸引力，加大对生态宜居环境、文化消费空间的投入，实现引人和聚产协同。一个生活单调、缺乏魅力的工业城市无法留住高素质人才，也就难以孵化出新经济。

其次，以数字经济和高端服务赋能传统制造业。 工业城市的优势在于产业基础，通过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软化产业结构，推动“制造”向“智造+服务”转变。

最后，挖掘并再造工业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将老厂房、旧机器转化为城市独特的文化IP和消费场景，变“锈带”为“秀带”。相比其他城市，这是工业城市独有的历史资源和魅力，是实现城市唯一性的独特路径。

未来的理想之城，要求城市主政者具备“投资于人”的战略定力和“精准施策”的治理智慧，在效率与温度、秩序与活力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