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生活不是心灵鸡汤
■记者记事
一位身高1.78米的少年，姓陈，读高二。为那纵身一跳，他住院3天，花掉3000元医疗费，“胸椎第七八节粉碎性骨折，现在腰还不能弯。”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他想以死报复……
今年8月14日凌晨，重庆上清寺，一位17岁的少年愤怒地冲上嘉陵江大桥，纵身从50米高的桥上跳下。万幸，他没死。这事在重庆闹得很响，报纸、电视都作了报道，奇迹是，自1966年牛角沱大桥建成后，41年来跳桥者不下百人，几无生还者，那桥毕竟太高了，堪与旧金山金门大桥比。
作为一名记者，我更想知道，少年为何怒？为何想不开？为何求死？对此，似乎没谁说得清楚——或许不屑说清楚。因此，当我与跳桥少年面对面时，他的回答令我吃惊：
“我要以死来报复父亲！”
他口气平静。这是一位身高1.78米的少年，姓陈，读高二。为那纵身一跳，他住院3天，花掉3000元医疗费，“胸椎第七八节粉碎性骨折，现在腰还不能弯。”他平静得像在说着别人，“在病房里，我读了市内所有报纸写我的新闻，不相信那事竟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甚至调侃道：“报上登我的照片太丑了，不上镜嘛！”
我单刀直入：究竟为什么跳？
他没接茬，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我看起来很阳光，其实内心很痛苦。”又说，痛苦的根源是与父亲的紧张关系，“这一直是个心结。”这个结即他跳桥的诱因：事发当晚11点多，在上清寺环球广场经营烟摊的父亲收摊后，要少年帮着搬沙发，“我说先去网吧找姐姐，回来再搬吧，哪知父亲认为我是找借口抗命。”于是先回家的父亲将房门紧闭，“我在门外苦苦哀求，他不开，还说：出去耍个够呀，不要回来！我说你这不是逼我去死吗？”
“要死就去死！”父亲回了一句。
“你要我死，我就死给你看！”少年哭着直奔大桥，“我当时已经想横了。”少年脱掉拖鞋，右脚跨上桥栏杆，“当时心里很紧张，脚下深不可测，跳还是不跳？”有那么一瞬，他甚至渴望有人来劝阻，可夜深人静，哪有半个人影？“于是我眼睛一闭，跳了。”
上天却没有收留他。“我喜欢游泳，在游泳馆时，最爱模仿电视上的跳水动作。”少年平静地说，“落水前我习惯性地将全身关节打直，做了像跳水运动员的姿势……这也许是我能捡回一条命的原因吧。”
我问：就为父亲那句话，值得以死来报复么？
他答：也不全是。只是一直觉得，活得没劲。
原来，少年5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再婚后，一家五口蜗居在仅30平方米的房子里。由于生活压力大，父亲对儿子很粗暴，“他是情绪化动物，脾气太暴躁！”久之，父子交流越来越少，“现在我根本不想和他说话！”对母亲，少年说母子之间交流也很有限。母亲开出租车，每天早出晚归，“我上学是住校。老师只关心我们的成绩，尽管同学中有一半父母离异了，但大家都不说家事，说多了会被认为太婆婆妈妈”。说到将来，少年决然地说：“力争明年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
离开这个家，竟成为17岁的他最迫切的愿望。
从表象看，陈姓少年不就因为父亲的一句话吗，犯得着以死报复？然而，这已不是个案。数年前，重庆渝中区一初中女生因为老师一句骂，当即从教学楼上跳下，十多岁的少女，在水泥地上绽开成一朵再也拾不起来的红花。他们，无疑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另类“问题少年”。
我曾与重庆精神病院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杨发辉交流。
杨发辉坦陈，近年来青少年自杀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目前，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重庆每年至少6000人死于自杀，其中青少年占了相当比重，它已成为未成年人的第一死因。”杨从1980年代就研究这一课题，“我曾对重庆一所中学的170名学生进行过心理健康测评，发现68％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杨认为，虽说不少中小学开设了心理教育课，“但往往把它与政治思想混为一谈，心理辅导老师多是从德育老师转型过来，专业素养很差，哪堪胜任？”
换个角度看，我以为还有另一层原因。就以陈姓少年这一代为例，他们父母的少年时期，大抵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社会虽经历政治的疾风暴雨，人们虽穷，但混居在大杂院里，互相多有关心，离婚者极少，家庭反倒安宁，少年们的心智和情感成长基本正常，很少听说有谁小小年纪去自杀。反观今天，学业、生存的重压、家庭的破裂、封闭的居所，让相当一些少年身心俱疲，他们敏感、自卑、冲动，其“另类”的结果分两种：一种呼啸江湖、乱整一气，最终沦为阶下囚；另一种竟以自绝为表达，让亲人背上最沉痛的悲伤。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少年，或许比他们的前辈更识“愁滋味”吧？
但长期以来，社会通过种种方式，又给他们灌输了多少心灵鸡汤呢？温馨麻痹着心灵，以至关于挫折、关于孤独、关于生活的美与残缺，少年们知之甚少，以至当自杀正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后，社会脆弱的干预机制和年轻一代柔弱的心理防线，正给我们诗化的说教迎头一记闷棍。
严峻的现实挑战，谁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