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认证：一张证书的供应链博弈｜碳中和产品观察

当一张碳认证证书开始影响采购决策，它是如何改变企业之间的博弈规则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得弄清楚：碳认证到底是什么？

根据国家认监委2024年发布的《关于明确直接涉碳类认证规则备案要求的通知》，直接涉碳类认证（简称碳认证）是以温室气体排放量化为基础，由第三方认证机构依据认证规则，对产品、管理体系或服务的碳相关绩效进行符合性评价、核查验证并颁发认证证书的活动。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套制度体系，包含三大类别：碳减排/清除类认证、碳披露类认证（即碳足迹核查）、碳中和类认证。

碳减排/清除类认证关注的是“减排效果是否达标”；碳足迹核查关注的是“排了多少碳”；碳中和认证关注的是“是否通过减排和碳抵消的方式实现了碳中和”。三者各自独立，服务于不同目标。产品碳足迹核查量化产品全生命周期排放，是碳中和认证的必要技术前提；碳中和认证则进一步验证企业通过减排与合规碳抵消实现净零声明的真实性；碳减排/清除类认证独立作用于减排项目本身，并非碳中和路径的必经环节。

那么，谁来证明企业实现了减排或碳中和？企业自己说“我低碳了”，这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容易被质疑为“漂绿”。这就需要一个“裁判”，即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依据相关国际标准，认证机构会派出专家对企业进行碳数据的盘查：审核企业的排放数据是否真实、减排措施是否有效、是否购买经核查的碳信用。

通过了这一系列严苛的“侦探工作”，认证机构才会给企业颁发那张认证证书。这个过程，成本不菲，耗时数周甚至数月。

但问题来了：企业为什么非要花这个钱、费这个力？ 根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下文简称“CQC”)产品认证六部部长聂曦回答我们总结到，碳认证正在从“企业自愿行为”向“特定行业和市场的供应链参考指标”演进。

逼近准入门槛

在部分受国际碳合规机制约束的细分市场，碳认证的定位已经相当明确。

聂曦指出，某些出口导向型产品的碳认证，直接对应国际碳抵消计划的合规需求，客户在采购时对碳中和声明具有明确要求。这意味着，在这些市场，没有认证的供应商可能直接面临客户筛选甚至市场准入限制。

这一变化与国际碳合规制度的建设节奏密切相关。以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机制）为例，该机制2021年启动试点，2027年将进入强制阶段。类似地，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2023年进入过渡期，2026年1月已进入实施期，覆盖钢铁、铝、氢、化肥、电力等行业。这些制度安排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将面临碳排放数据的强制披露要求。

碳认证在这些市场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改变：它不再只是锦上添花的优势，而是日益成为进入市场的硬性条件。尽管现阶段这一变化仍局限于受国际碳合规约束的品类，但信号已经明确：碳合规正从可选走向必选。

碳要求正在向上游蔓延

在传统制造业中，碳认证尚未成为准入门槛，但采购方的环保要求正在成为推动力。

聂曦指出，部分传统制造企业开展碳认证，“其客户的环保要求是重要驱动因素”。品牌采购方将环境绩效纳入供应商评估体系，碳认证作为可量化的第三方背书，成为供应商展示合规能力的工具。采购方并不强制要求认证，但在多个供应商竞争时，有认证的那一家更容易进入优选名单。

越早开展碳认证的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可持续采购评估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这种传导效应的背后，是全球供应链碳管理趋势的推进。据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发布的《SBTi Trend Tracker 2025》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已有9,764家企业的科学碳目标通过验证，较上年增长40%。随着范围三减排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有超过2,300家企业进一步通过了净零目标验证，意味着其已将供应链（范围三）减排纳入战略承诺。这意味着其中大量的大型采购商正在要求其供应商配合碳排放披露与削减。上游供应商面临的碳合规压力正在从模糊的“趋势判断”变为清晰的“客户要求”。

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市场的政策驱动也在加速形成。

2026年初，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印发《中央企业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指引（试行）》，将绿色低碳供应链建设成效纳入企业管理绩效评价。文件明确要求央企建立供应商绿色低碳分类分级动态管理机制，对长期未达标的供应商，则逐步降低份额、暂停采购直至终止合作。对于上游供应商而言，如果长期无法提供可追溯的碳足迹数据，其结果将会是被排除在央企供应链之外。

先行者与追赶者的不同处境

如果趋势逐渐明朗，那么时间选择就成为一个决策变量。但先行者的优势，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做得更早”。

聂曦提到了企业开展碳认证过程中容易被低估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数据基础设施的“沉没成本”。她指出，“建立持续的碳数据采集和管理体系，是产品碳中和声明长期可持续的必要基础设施投入。”这也说明认证的费用远不止核查费和碳信用购买费，还包括企业为建立碳数据能力而投入的时间、人力和系统建设成本，这些都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需要持续运转的管理体系。

这笔投入具有典型的“沉没成本”特征：一旦投入，难以回收，但能持续产生价值，同时也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门槛”。聂曦解释道：“产品碳足迹核算积累的物料清单、能耗数据和排放因子，是企业温室气体盘查的核心基础数据，可显著降低重复核查成本。”换言之，这笔投入不仅服务于产品碳中和认证，还服务于企业整体的碳管理能力建设。先行者在这一维度上的优势，不在于“做了认证”，而在于“已经被认证驱动着建立了一套数据体系”。这些能力不是花钱就能快速复制的，它们需要时间积累、试错迭代和内部管理文化的适配。

第二个维度是供应链排位的“锁定效应”。聂曦指出，“越早取得认证的企业，在可持续采购评估中处于更有利地位。”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供应链管理中常见的竞争机制：采购商一旦将某家供应商纳入优选名单，更换供应商需要重新评估碳数据、重新验证声明、重新建立信任关系，转换成本较高。

先行者不仅获得了“先发优势”，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与采购商之间的碳数据互信机制，采购商已经熟悉该供应商的碳数据体系、管理体系和质量水平。后入者即使完成同样的认证，也需要与采购商重新建立信任关系，这种“排位锁定”带来的转换成本，可能远高于认证本身的费用。这正是“越早认证越有利”的深层含义：竞争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供应链中的排位。

这不是一个关于“是否买得起证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是否建得起体系、是否等得起排位”的问题。后者的门槛，可能比前者更高。

公信力从何而来

无论是出口合规、压力传导还是时间窗口，所有供应链博弈的前提是同一个问题：碳认证本身是否可信？

聂曦坦率地指出了当前制度基础的不完善。“目前国内碳中和产品监管呈现多部门协同、专项规则仍待完善的格局。”

这种不完善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聂曦列举了多种漂绿形式：边界截取性漂绿（只核算生产阶段，忽略原材料或废弃阶段）、碳信用质量存疑（采购低质量的碳信用）、声明范围夸大（将特定批次的碳中和扩展为全系列产品宣传）、无第三方核查的自我声明、声明过期仍在使用、概念混用误导。

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个制度问题：采购方即使想将碳中和认证纳入供应链评估，也面临如何辨别证书“真假”的困境。对此，聂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加快国际标准向国家标准转化、建立统一的全国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推行证书统一公示制度。

目前，全国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的建设已被纳入政策议程。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国家层面出台5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到2030年，国家层面出台200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和标准。这一制度的落地，将直接减少企业在碳足迹核算中选取数据时的自由裁量空间，提升不同证书之间碳足迹数值的可比性。

碳认证在供应链中的角色要想从“参考指标”进一步深化，需要制度体系的配套完善。正如聂曦所说，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减少企业数据选取的自由裁量空间，是提升核算可比性和可信度的关键一步。

不同行业面临的压力不同，不同企业对碳认证的需求各异。但对于企业的决策者来说，一个更加实用的判断方式是观察：自己的客户群体是否开始关注碳合规，目标出口市场是否出现了新的碳信息披露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