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拐女人，和她背负了37年的重婚罪

2026年6月13日，提及自己被拐的经历，郭小玲忍不住落泪。（南方周末记者韩谦|摄）

郭小玲今年61岁了，总会想起二十多岁时的光景。

1986年5月，她和年长她两岁的任金明经媒人牵线，在农贸市场相亲。她都不好意思正眼看对方，没说几句话就躲到边上的电线杆后面。两人结婚后，高中学历的任金明会念英语给她听。她不识字，更不懂英语。但提起这桩小事，她还是会笑着望向一旁的任金明，“那时候多开心”。

可供她怀念的婚后生活并不多。新婚不到4个月，1988年6月，她就被人贩子从甘肃平凉老家拐卖到山东聊城。一年多后，她被任金明解救回家。

如此“幸运”，是因为任金明听了律师的意见，出了个下策：为了让公权力机关介入调查，他自诉妻子重婚。1989年10月，郭小玲和买家都被定了重婚罪，二审维持原判。

到现在她也没想明白，在买家生活是无可奈何，怎么就犯罪了？被拐卖的受害者郭小玲，回到老家后成了乡亲们背地里议论的“牢犯”。这难以辩驳，在法律意义上，她的确背着罪名。

她和任金明没有停止过申诉。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聊城市人民检察院陆续驳回他们的申诉后，2026年5月26日，两人向最高法提交了申诉材料。这不单单有关一份判决，他们还要为过去的37年讨个说法。

一个“肥差”

平凉最南端的灵台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带。在这个与陕西接壤的陇东边缘，乡镇散落在难得的平地上。

每年端午节前，灵台县上良乡的物资交流会是县里最盛大的活动。郭小玲记忆里，这是个古会，打她小时候就存在。会上什么都有：有卖牲口的，卖扯面的，卖衣服的，补牙的，还有演杂技的、唱秦腔的。

1988年6月2日，物资交流会开始当天，郭小玲坐大巴，从二十多里地外的婆家到上良乡的舅舅家，打算去会上凑个热闹，顺便走亲戚。

那时郭小玲23岁，和任金明新婚不到4个月。两人都是灵台县人，相亲不到一个月就订了婚。郭小玲没上过学，不识字，任金明则是高中学历。同一个生产队的十三个女孩里，只有她一人挑到了有高中文化的，这让郭小玲有些得意。

两人在198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结婚。过完正月十五，任金明就到附近村子里给人盖房、做小工。娶媳妇让他增加了不少经济压力：彩礼1200元，回门又花了200元，为此背下了外债。

1988年5月末，经同乡介绍，任金明去兰州的建筑工地干活儿。在老家，一个月只能挣二三十元，兰州的工钱能翻一倍。

嫁人对郭小玲最大的影响，是获得了更多自由。没结婚的时候，她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生产队内，每年交公粮才有机会去趟镇上，都没去过县城。

去上良乡的物资交流会，是郭小玲头回一个人赶集。1988年6月3日上午，刚走到物资交流会门口，她在一个卖五金的小摊儿旁停了下来。她正打算买把剪子，做鞋子用。

摊主匡华英，同郭小玲年纪相仿。两人谈完价，她向郭小玲抛出一个“肥差”：陪她去四川进货，帮忙提东西。往返三天，工钱一百块，再送把剪子。郭小玲身高一米七七，体重一百三十多斤。她觉得，摊主大概看中了自己结实的体格，“男人干的活儿我都能干”。

一百块不是个小数目，任金明在工地做一天工，工钱只有一块五。郭小玲起先有些怀疑，匡华英塞给她十块钱作定金后，疑虑打消了。

第一次出门远行，她没告诉任何人，也没回舅舅家取行李。“不能告诉俺妗子（北方方言中指舅妈）”，郭小玲担心，要是让她知道，一百块说不定还得分走几十。

收起五金摊儿，两人把东西放到不远处匡华英住的窑洞，出发了。

近一千公里的路程，交通工具换了好几种。她们先上大巴，下车后换了解放牌大卡车，再倒大巴到西安火车站。凌晨登上火车，坐十来个小时后又换乘大巴，当晚抵达一座县城，在招待所过夜。

次日一早，匡华英叫了辆三轮车往乡下赶。下车后，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男人，载她们进了村里的一户人家。到这时，郭小玲才注意到有个男人跟了她俩一路。匡华英一直没和他说话。

去程就花了3天时间，上火车后，郭小玲就不知道自己去了哪儿。匡华英只和她说要先去看个朋友。

不过，她对此没太在意。眼前稀奇的事都看不过来。在西安火车站，郭小玲第一次见到外国人，“鼻子愣高，皮肤愣白，个子愣高”；上了火车，才知道原来里头挤了那么多人，过道上、厕所里、座位底下全是人；车窗外掠过的村庄里，一孔孔窑洞变成了一幢幢平房。

她还盘算着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100元。当时买一只母羊需要80元，这100元加上之前攒下的二十多元，再到娘家借三四十元，就能凑够买两只母羊的钱。一只母羊一年产一只仔，两年后她就有6只羊了。

不是秘密

进村第二天，郭小玲发觉不对劲。

匡华英带她去一户村民家串门。进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