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沉默股东”开始用手投票，ESG在重塑什么｜ESG助力中企出海

基金公司影响企业ESG行为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2025年5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管理规则》，要求当一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合计持有单一股票流通股本比例达到5%以上，须在官网披露上一年度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情况，覆盖董事选举、关联交易、再融资等13类重要事项。即使没有投票，也需要披露。

2026年首个披露期，163家公募基金于4月30日前公布了上一年度投票记录，涉及超5万项议案，异议率1.07%。这被视为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化的重要节点。

全球ESG监管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规则制定者与机构投资者正在同步推进上市公司ESG治理能力提升。基金公司既是ESG投资的实践者，也是推动企业完善ESG治理的重要外部力量，通过股票筛选、投资者活动，以及表决权的行使，持续向市场传递自身的ESG价值。

机构投资者如何理解全球ESG监管升级的趋势？如何用投票权影响企业ESG建设？对正在闯关出海的中国企业有哪些建议？南方周末对话景顺长城ESG研究主管苏莹莹与华夏基金ESG研究主管许欣然，试图从资本前沿视角，透视这场静水深流的变革。

ESG正走向区域化与碎片化

当前全球ESG监管要求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化特点。苏莹莹指出，国内正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监管在逐步扩大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范围、推进指标标准化的同时，也为企业留出了循序渐进的成长空间。而欧洲则呈现“覆盖范围收窄、头部主体披露底线深化”的特征，2025年欧盟综合法案大幅提高了CSRD（《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适用门槛、缩减了强制覆盖企业数量，但对仍在范围内的超大型企业而言，披露框架的整体要求仍显著高于此前的NFRD（《非财务报告指令》）。

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市场结构，决定了监管节奏和关注重点差异。议题层面，环境（E）成为最具全球共识的维度。碳排放、气候转型与水资源管理具备可量化属性，形成跨市场的“通用语言”，也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最容易对齐的领域。

但社会（S）议题则高度本地化，几乎不存在统一标准。许欣然指出，欧美市场关注供应链劳工权益与多元化包容性，东南亚与拉美更强调社区关系与本地用工安排，而中国市场则更多嵌入乡村振兴、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等发展语境。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针对属地建立S维度治理能力。

与此同时，苏莹莹指出，数据安全、用户隐私与负责任AI正在成为科技企业出海过程中快速上升的新型S议题。

治理（G）维度则呈现“共识方向一致，但制度密度不同”的特征。苏莹莹表示，海外市场较早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投票，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体系和投票实践惯例，中国则正在从制度层面推动公募基金行使表决权，并通过强制披露机制提升机构投票透明度；董事会多元化方面，欧盟《董事会性别平衡指令》已设定明确的比例约束，而中国仍以引导性规范为主。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这意味着ESG不再是单一体系，而是需要同时嵌入国内监管、境外上市规则、出口市场标准与客户供应链要求的多重框架之中。

ESG投资更关注过程实质性

对机构投资者来说，ESG监管的区域化也要求投研判断不能依赖单一的全球评级框架，必须穿透到属地化规则和行业实质性议题中，形成“内部评级为主、外部评级为辅”的模式，以识别企业真实风险与长期竞争力。

苏莹莹介绍，景顺长城内部建立了覆盖全市场A股及港股的ESG评级体系，聚焦于能够影响企业长期价值、并对投资决策具有参考意义的ESG议题指标，所有A股及港股标的在股票入库环节均需经过ESG考量，评级结果直接作用于投资流程。其内部评级体系依托投研团队深度参与机制，由ESG团队与各行业研究员联合研讨、反复打磨不同行业的实质性议题、重要性程度及评价逻辑，经过多维度视角的交叉验证，构建出既贴合投研逻辑、又能反映行业实质性风险机遇特征的评级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景顺长城在评分机制中特别纳入了“信息披露质量”维度，坚持“未披露不得分”的评价原则，不因企业未披露而给予其行业均值/中位数的替代评分。苏莹莹表示，“若企业因自身ESG表现不佳而选择不披露，反而能拿到行业平均分，这对主动披露、真实展现自身水平的企业不公平，会形成逆向激励。因此我们选择通过披露规则设计鼓励企业提升披露意愿。”但若某实质性指标在行业内披露率过低，导致指标本身缺乏区分度，景顺长城在评价中会同步考量披露率水平，审慎判断其适用性。

苏莹莹表示，将“信息披露质量”纳入评价维度的深层考量在于，披露本身即企业ESG治理能力的表征，高质量的披露不仅是透明度的体现，更是企业是否真正将ESG系统性纳入经营管理闭环的客观证据。

华夏基金则强调“实质性重于完整性”。ESG研究团队设置于国际投资部，通过投研一体化机制，将ESG评价嵌入投资决策过程。其内部ESG评价体系不追求披露的完整性，而是选择与企业经营、财务表现、行业发展强关联的议题。以出海制造业为例，重点关注能源转型能力、供应链尽责管理、出海业务对应属地风险的应对能力等。外部 ESG 评级仅作为基础初级参考标尺，多用于负面风险筛选。

许欣然指出，即便企业未能按照ISSB、GRI等标准完整披露某些指标，只要其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治理流程有效，仍可被纳入ESG能力正向评价体系。但这一逻辑并不否定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在她看来，不同机构的 ESG 研究和评价的侧重点不同，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路径。华夏基金只是基于自身投研定位，更侧重 ESG 与产业发展、业务竞争力的实质关联，但站在企业经营的角度，不应该以 “部分议题和财务关联度低” 为由减少投入、不做披露。

新规推动投资者积极参与企业治理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管理规则》实施，要求基金公司强化行权责任，并对投票记录进行强制披露，被视为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从“沉默股东”转向“积极治理参与者”的转折点。

景顺长城是较早完成系统化布局的机构之一。苏莹莹表示，景顺长城内部建立了覆盖全流程的投票管理系统，具体环节包括议案数据抓取、研究分析、投票建议、内部决策、流程审批、投票执行及信息披露。其内部制度规定的表决权行使触发门槛，较监管规定的5%持股比例要求更为严格。

“过去，面对治理存在问题的企业，投资机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撤资、不投了，把标的剔除出组合及投资池。这种方法虽然简单直接，执行起来也是最方便的，但是它不一定是最优的方法。”在苏莹莹看来，单纯的“撤资”“用脚投票”难以真正推动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对资本市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作用也较为有限。

“新规的投票门槛及强制披露等要求，等于给了投资机构‘用手投票’的制度抓手，不再仅通过‘剔除不合格企业’来事后规避风险，机构可以通过代理投票，明确表达对章程规则修订、股权融资、董事选举、关联交易等核心议案的立场，推动被投企业在ESG层面的改善与提升。”苏莹莹说。

这种从“用脚投票”到“用手参与”的转变，有助于推动ESG从结果筛选工具转向过程治理机制。许欣然表示，年度投票记录强制披露的核心意义，不仅仅是投票次数、反对与弃权次数这些表层的数据，还有大量的交流沟通行动，推动机构投资者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对持有人负责、对中小投资者负责，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许欣然表示，代理投票与行业研究、企业沟通、投资决策形成联动，已是华夏基金内部投研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华夏基金的研究团队在监测中识别出争议事件时，华夏基金会通过与高层交流、团队交流、异议投票等方式，给出针对性的建议。2025 年华夏基金累计投出 13493 票，覆盖 1428 家上市公司，投票总数位居全行业第二，异议票高度集中于董事选聘、分红方案、关联交易等直接关系中小股东权益的核心治理议题。例如，在某食品公司董事提名审议中，华夏基金研究团队认为部分候选人的履历与公司当前业务方向匹配度较低，经多轮内部评估后最终投出反对票，以维护董事会构成的专业性与战略适配性。

从表面合规走向系统建设

当中国企业加速进入不同制度与文化环境的海外市场，ESG不再只是合规问题，而是现实经营能力的一部分。基于一线投研与企业沟通经验，景顺长城与华夏基金从不同路径给出了实践回应。

苏莹莹认为，系统性认知属地市场是中国企业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关键前提。企业需要深入理解目标市场的监管政策、合规底线、风土民情与社区诉求，覆盖从官方制度到民间共识的全维度信息，打破“通过准入审批即一劳永逸”的线性思维，建立动态适应、持续进化的在地化运营能力。

许欣然同样将“提升认知、做足前期筹备”作为核心建议。她指出，前期的认知深度决定了后期的风险防御能力。在筹备阶段，企业可积极利用商务部国别风险手册、涉外专业咨询机构、驻外使领馆以及本地产业资源，搭建系统的风险防御体系，避免因压缩短期合规成本而埋下长期的运营隐患。

面对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复杂要求，许欣然建议，在企业资源有限时，应优先聚焦与核心业务竞争力强相关的实质性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降低对ESG能力的建设要求。海外市场的文化、社区与合规风险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企业对待属地规则的态度是主动融入本地社会，还是仅以应付心态完成表面手续，不仅决定了企业能否规避社区冲突、品牌抵制等运营风险，也将直接影响当地市场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整体评价。

苏莹莹指出，行业头部企业不仅要完善自身的ESG管理，更要以价值链为纽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上下游供应链同步提升能力，将单点的优秀实践转化为全价值链的竞争优势，以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重塑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整体认同。

每一家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都在参与书写全球叙事的新篇章。这并非简单的声誉管理，而是一场关于发展模式的深层对话。苏莹莹指出，过去中国制造以硬实力扭转低端廉价的刻板印象，新阶段中国企业需以责任担当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赢得尊重，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脱钩断链杂音不断的当下，这种ESG实践本质上是以商业文明的语言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这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成败，更关乎中国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秩序重构中，从规则的接受者成长为规则的共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