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京大学教授魏守华：城市品质不能只看高不高级，关键要让普通人也能留下来

选择城市，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挤进大城市拼一个出人头地，要么回到小城市过慢节奏的熟人社会生活。留在大城市，会被房价和通勤压力围绕；回到县城，生活舒适了，却难以找到心仪的工作。怎么选好像都不够好，怎么选都不甘心。出路问题，到底是不是选择多大规模城市的问题？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魏守华，研究了六百多座城市三十年的数据后，发现国内城市真实的体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大—中—小”金字塔型，而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超大特大城市持续膨胀，大量小城市和县城靠本地服务业和就近城镇化支撑着，而人口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腰部城市”，反而成了整个城市体系中发展滞后的塌陷地带。

这个发现扭转了我们对城市体系的认知：不是年轻人不想选“中间选项”，而是中间选项在塌陷。

对此，他提出了“稳两头，促中间”的差异化策略：超大城市专注拼效率，发展高端功能；外围中小城市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公平；而都市圈与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则应抓住机遇，培育为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

以下是南方周末与魏守华的深度对话。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魏守华。（受访者供图）

撑起“腰部”城市给年轻人更多选择

南方周末：中国城市体系从“金字塔型”演变为“哑铃型”，这种变化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魏守华：“哑铃型”困局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过去三十年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特征。1990年，我们的城市体系呈现的还是“金字塔型”结构。到了2020年，这个结构转变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一头是特大超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另一头，部分外围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缓慢，但大量建制镇和县城就地发展，小城市的数量依然非常庞大；而被挤在中间的是人口100万到300万之间的中等规模城市，发展慢了一拍。

这种结构转型是多种力量长期交织、螺旋驱动的结果。其深层原因，可以从我们团队研究的“技术—市场—政府”三个维度来剖析：

先看技术层面。交通通信技术的迭代大幅缓解了拥挤效应，通过压低通勤成本为超大城市松绑，打破了传统理论设定的规模瓶颈。这是最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底层变量，其对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重要性不亚于正向的集聚经济效应。

再看市场层面。集聚效应持续强化，但红利分布失衡，核心区域是主要获益者。从理论逻辑来看，假设所有城市市场潜力和专业化集聚水平都是相同的，会显著促进中小城市发展；但现实中，这些效应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和都市圈，对外围中小城市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最后看政府层面。制度性因素塑造了人口流动的方向和成本。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政中心偏向，让资源流向直辖市、省会等高级别城市。另一方面是迁移摩擦，构成了人口跨城市流动的现实成本。当前的迁移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特大城市人口的更快增长，但同时也让中小城市保留了一部分人口。

南方周末：既然超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如此强烈，小城市和县城为何没有彻底衰败？

魏守华：这主要靠三股力量支撑。一是本地型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零售这些公共服务和消费服务，提供了基础就业岗位，兜住了人口底盘。二是成本导向型的工业园区、产业转移承接，以及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吸引了一部分投资。三是农村人口就近城镇化。农民进城首选往往是县城和重点镇，而不是远走大城市。这些力量维持了小城市的发展规模，让它们在“哑铃型”结构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前“哑铃型”困局是技术解绑、市场极化和政府偏向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把人口推向两端，而中间层级的城市因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发展机遇，逐渐塌陷。

南方周末：面对这种中部塌陷的困局，应当如何应对？

魏守华：我们提出了“稳两头，促中间”战略。核心逻辑很清晰：让超大城市专注于“效率”，让外围中小城市保障“公平”，让都市圈和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成为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的桥梁。

对于超大城市，我们的研究证实，降低超大城市内部的通勤成本和迁移成本，能显著提升社会总产出。因此，要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创新，持续降低其拥挤成本。同时，引导其聚焦高端功能，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让超大城市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对于区位偏远、产业基础薄弱的外围中小城市，单纯追求经济效率既不现实，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提升这些城市的舒适度，稳固人口规模，防止过度收缩，确保城市体系的底部坚实。

南方周末：都市圈与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是衔接两端的关键桥梁，具体要怎么做，才能真正把它们培育成撑起城市腰部的核心抓手？

魏守华：这正是“促中间”的核心落点。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培育城市体系“中间力量”的最佳土壤。这些区域的中小城市，既不像外围城市那样孤立，也不像超大城市那样拥挤，它们拥有得天独厚的借用规模优势，是撑起城市腰部的重要抓手。

要把这种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需要打好一套“组合拳”：

首先，强化软硬联通，实现同城化和一体化。硬件上，推动多层次轨道交通的“四网融合”，大幅缩短与核心城市的时间距离，降低通勤成本。软件上，推动公共服务共享、市场准入统一、政策协同，打破行政壁垒。在“稳两头”的基础上，加强都市圈的同城化建设，能够兼顾总产出的增长和区域差距的缩小。

其次，优化功能分工，鼓励中小城市专业化发展。都市圈内的中小城市应避免与核心城市同质化竞争，主动承接溢出效应，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集群。

最后，精准施策，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提高都市圈内中小城市的市场潜力和专业化集聚水平，是“促中间”策略中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这意味着，政策不仅要投资于路桥，更要投资于提升这些城市的产业配套能力、营商环境和人才政策，使其能承接核心城市的辐射，形成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稳两头，促中间”是一条从“哑铃型”迈向“橄榄型”的结构性发展道路。它承认并利用超大城市的效率优势，保障外围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平，并通过深度一体化和功能分工，将都市圈和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培育成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

这个“中间层”的壮大，既能缓解核心城市的拥挤压力，又能为外围地区提供发展示范和机遇，最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格局。

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技术、市场与政府，这三者之间如何协同驱动城市增长？

魏守华：经典的城市增长理论大多植根于欧美市场主导的发展经验，并不完全适配中国的城镇化路径。

中国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特殊性：超大规模经济体和独特的制度环境。在这里，三者呈现类似DNA双螺旋的动态缠绕、彼此强化的关系。这正是“三螺旋”框架的出发点：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市场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政策引导减少流动摩擦，三者耦合，才形成人口持续集聚的正向循环。具体到协同机制，可以看三组两两互动。

一是技术与市场的互动。市场需求扩张会拉动技术进步，而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又会降低要素的流动成本，提高城市的市场可达性，由此产生累积的因果循环，城市的集聚效应被不断放大。

二是技术与政府的互动。技术进步为政府提供了更多调控手段，也倒逼出更适配创新的制度环境，形成正向反馈；与此同时，政府对高铁、5G等基建的超前布局，又加速了城市空间和城镇体系的重构。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市场需要政府营造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则需要激发市场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作用。

将这三组互动综合来看，它们并非简单相加，而是相乘。这就是“螺旋”二字的分量所在：协同产生的合力，要大于任何单一要素的单独作用。

但有一点必须明晰：三重螺旋是真实有效的增长引擎，但它目前主要在大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充分运转，红利分布并不均匀。同样一条高铁，通达大城市可缓解拥堵、释放承载潜力，通达产业基础薄弱的小城市，则可能加速人口外流。市场和政府这两股力量，在城市群内部能显著带动节点城市，对外围中小城市却因区位边缘、市场发育滞后、财政薄弱而大打折扣。

一线城市不能丢掉制造业

南方周末：原来，大城市吸纳劳动人口，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前许多大城市正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产业，制造业是否已经不那么重要？

魏守华：恰恰相反。我们提出了“进三不退二”的理论——服务业要升级，但先进制造业不能丢弃。北京、上海、深圳这三座城市都有体现。

北京因为首都的功能定位，主动疏解中心城区的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但在城市外围形成顺义汽车、亦庄集成电路、大兴生物医药等多个高水平制造业集聚区，同时保留大量研发设计和核心制造环节，依靠国家战略资源和顶尖科研力量实现“进三不退二”。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始终保持比较完整的高端制造体系，在汽车、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等领域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先进制造业布局在郊区，这背后始终有上海独有的国际化平台和高端服务业作支撑。

深圳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高，但始终坚持制造为基、创新引领。一方面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推动产业链向研发与核心零部件等环节攀升；另一方面通过工业上楼、园区更新挖潜存量空间，在有限的土地上向空中要空间、向更新要效率，依靠不断提高产业链密度实现高端制造再集聚。

三者路径各有侧重，但底层逻辑高度统一，也正是“进三不退二”的核心内涵，要保留那些能够支撑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同时发展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

北京怀柔科学城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相比之下，广州该如何走通这条路？

魏守华：广州更多是依靠市场力量自发成长起来的，从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到改革开放后的制造业崛起，走出了一条自己发展的路子。也正因如此，广州既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扎实的制造业底盘，又有相对完善的服务业体系，发展稳健且潜力巨大。只是当前这“两头”尚未完全实现协同互动，发展潜力还有待充分释放。

整体来看，广州需要率先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以制造升级带动服务升级，核心有三点支撑：

一是制造业是广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和核心竞争力。从近代工业到改革开放后的汽车、电子、石化三大支柱，制造业贯穿广州的经济发展史，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塑造了广州作为华南制造业重镇的城市地位。

二是只有制造向高端升级，才能产生对研发、设计、金融等高端服务的真实需求，从而带动服务业的能级提升。

三是广州已经具备制造业高端化突破的坚实基础。在汽车领域，广州不仅有广汽这样的整车龙头，小鹏汽车也在智能网联和飞行汽车等前沿方向持续突破，带动了整个智能出行产业链的集聚。在电子信息领域，粤芯半导体填补了广州大规模芯片制造的空白，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本地化的供应链支撑。

南方周末：你提到以制造升级带动服务升级，而今年年初广州也明确将“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列为年度重点任务之一，这当中的突破口有哪些？

魏守华：在关于多中心城市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高效的地域生产网络通常由三类专业化节点有机组成：

第一类是专业化的服务平台，以研发创新、科技成果孵化为主，就像整个网络的“润滑剂”；

第二类是专业化的制造业集聚区，以规模化生产制造为主，就像核心部件的“模块化”；

第三类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总部经济集聚区，以战略管理、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为主，就像整个系统的“组装设计师”。

广州现在的产业空间布局，恰好对应了这种多中心地域生产网络。

天河CBD作为总部经济和金融中心，是“组装设计师”；黄埔、南沙、增城等外围片区作为先进制造业基地，承担“模块化”生产；而黄埔科学城、琶洲数字经济试验区等区域，则正在成长为重要的“润滑剂”节点。关键是要在这三类节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协同互动机制。

相应地，广州实现两业融合的突破口首先在于，制造业次中心的建设中尽可能采取产城融合模式，发挥制造业集聚效应，带动服务业配套发展，并使居民就近就业，提高城市运营效率。

其次，加快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和轨道交通体系，推动全域同城化通勤。最后，推广“总部+基地”的企业发展模式，将企业内部的协同机制向外延伸，支持龙头企业建立跨区域的产业链协同平台。

城市品质正在成为新的竞争力

南方周末：我们观察到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普遍偏高。高房价是否正在将年轻人和企业挤出去？一线城市在城市品质上的投入带来的正效应还存在吗？

魏守华：这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线城市的城市品质已经失效了。一线城市仍然有非常强的资源优势，比如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创新平台、人才密度和城市能级，这些优势短期内很难被替代。但高房价确实说明，一些优势正在被高成本削弱。

城市品质的吸引力并不是一直线性上升的。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城市品质的提高确实会吸引更多人和企业进来。但到了较高发展阶段以后，城市品质提升带来的好处，可能会被房价、租金、办公成本和生活成本部分抵消。

对个人和企业来说，最后都会回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留在这里是不是划算，长期发展是不是可持续？普通家庭收入提高如果跟不上房价和生活成本上涨，获得感就会下降；如果员工居住压力很大，企业的用人成本会上升，团队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一线城市现在面临的不是“有没有吸引力”的问题，而是“吸引力的成本越来越高”的问题。

南方周末：广州作为一线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明显低于北京、上海、深圳，这是否构成一种竞争优势？

魏守华：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广州的房价压力、生活节奏和日常消费成本相对没那么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选择一个城市不是单看它资源有多强，而是看自己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

广州有比较丰富的就业机会，也有较好的医疗、教育、交通和商业资源，同时居住压力相对可控，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广州更“能生活”。这种感受本身就是城市吸引力的一部分。

所以，广州的优势是“相对可负担的一线城市生活”。对于青年人、中等收入群体、普通服务业从业者以及一些创业者来说，广州可能比其他一线城市更容易形成稳定预期，这是广州在人口吸引上仍然有空间的原因。

当然，广州也不能只依赖生活成本相对低这个优势。城市竞争最终还是要看有没有足够好的产业机会、创新平台和发展空间。如果高质量岗位、新兴产业和创新资源跟不上，那么对高技能人才和成长型企业的吸引力也会受到影响。

我更愿意把广州看成一座仍有潜力的一线城市。广州未来真正要守住的，不只是房价相对低，而且要让人觉得这里有工作机会、生活压力相对可控、公共服务够方便、城市氛围也比较包容。如果这种平衡能够保持住，广州在一线城市中的吸引力还会继续存在。

广州市区沐浴在阳光中。（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如今年轻人选择城市，似乎不再只看工资水平，也开始关注生活质量。城市舒适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新变量？

魏守华：过去大家可能更关心“哪里工资高、哪里机会多”，但现在很多人会综合考虑：这个城市工作机会、房价、通勤，以及孩子上学、看病、休闲，整体生活是不是舒服的。也就是说，大家不是只看收入，更看重“留在这个城市到底值不值”。

这里面，通勤成本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交通比较方便、通勤时间可控，那么人们不仅实际感受到的生活质量会高很多，企业也能因此获得更稳定的员工队伍。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城市舒适度其实就是城市品质的一部分。它不只是环境好不好，也不只是有没有公园，更是这个城市能不能让人工作得下去、生活得舒服、长期留得住。

现在的年轻人和高技能人才，他们会更在意生活体验、城市氛围和发展空间。所以，城市舒适度确实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

当然，舒适度也不是越高越好，关键要看成本。如果一个城市为了提升形象，投入很多高标准设施，但最后推高了房价、租金和生活成本，那这种舒适就可能变成“很贵的舒适”。它可能吸引一部分高收入人群，却让普通劳动者觉得留不下来。

真正有吸引力的城市要在就业机会、生活便利、住房可负担与公共服务之间取得平衡。

公共空间进入“精细优化”时代

南方周末：当前不少一线城市持续加大在公共空间上的投入，公园、绿道等公共空间的投入，是否越多越好？是否需要警惕“过度投入”？

魏守华：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一线城市的公共空间建设，已经不再是简单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了。过去新建一个公园就能显著提升居民获得感，而现在核心城区的公共空间存量和品质已达到较高水平，核心矛盾转向了：这些空间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分布均衡？是不是普通人都能方便使用？

这意味着一线城市的公共空间投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继续建设当然还有必要，但不能再简单追求更大、更漂亮、更高规格。所谓“过度投入”，并不是反对公共空间建设，而是提醒大家不要脱离真实需求。

比如有些地方把大量资源投向核心区、商业区或者形象展示区域，做得很精致，但普通社区、老旧小区、城中村、城市外围等地区，可能仍然缺少方便到达、可以停留、适合日常使用的空间。这样看起来，城市公共空间很多，但真正对普通居民生活帮助最大的空间反而不足。

所以，一线城市未来公共空间建设的重点，应该从“继续扩张”转向“精细优化”。

一方面，核心区要避免过度景观化、过度商业化，不能把公共空间变成只适合拍照和消费的地方；另一方面，普通社区、外围新城和人口密集但设施不足的区域，仍需补短板。

判断公共空间投入是不是合理，要看有没有回应居民的真实需求，能不能让更多人方便地使用，能不能与城市的人口结构、财政能力、日常生活相匹配。

南方周末：当前公共空间正呈现出碎片化、社群化的趋势，社区书屋、口袋公园、小众社群空间不断涌现，是否恰恰是城市多中心化在公共空间层面的映射？

魏守华：这个问题很有价值，把我们研究经济地理层面的“多中心化”，延伸到了城市社会学维度。二者底层逻辑同源，但不能简单画等号。

从共性来看，城市多中心化的本质，是交通技术进步使生产与人口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形成“分散式集聚”，人与活动不再锚定唯一核心。公共空间的碎片化、社群化，确实契合这一逻辑。在产业上，这表现为多个次中心的出现；在生活上，则表现为人们不再只涌向市民广场，而是分散到咖啡馆、兴趣社群空间这类微型场景中。所以在方向上，把公共空间的碎片化视为多中心化在空间层面的映射，是可以成立的。

但要明晰一点：地理空间分散与社会交往分化是不同层面的现象，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具体表现来看，公共空间正经历一次清晰的转型。过去的公共空间往往是大众化、中心化、纪念碑式的，它们对应的是单中心的城市结构和一套统一的城市叙事。而随着城市规模扩大、通勤条件变化、消费需求分化以及互联网社群兴起，公共空间越来越呈现出小尺度、多节点、强主题、社群化的特征，这是公共空间从“大众统一场所”转向“多元生活场景”的体现。

这一转型有其积极意义。它意味着公共空间更贴近真实生活，不再只承担宏大叙事和形象展示，而是真正进入不同人群的日常需求。多中心化的城市，本就需要多中心化的公共空间。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的社区口袋公园。（新华社/图）

南方周末：但这种空间碎片化、社群化的发展趋势，会不会消解公共空间的公共属性，给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带来新挑战？

魏守华：这确实是公共空间转型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传统公共性的核心是开放性、非排他性和普遍可达性，而社群化空间往往具有一定的圈层边界。它可能不是用围墙排斥别人，而是通过价格、文化符号、活动规则和社交门槛形成隐性排斥。

如果公共空间过度碎片化，每个群体只在自己的小圈层中活动，那么城市公共生活的社交性和融合性可能下降。因此，公共性的定义需要随之调整。过去我们强调“所有人都能进入”，现在还要强调“不同人群能否共同使用、平等使用、舒适使用”。公共性不只是物理开放，更包括制度开放、文化开放和情感开放。打个比方，一个宠物友好空间可以有特定功能，但不能因此排斥非宠物人群；一个青年文化街区可以有个性表达，但不能把老人、儿童和普通居民排除在外。

公共空间可以有主题，但不能变成封闭圈层。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关键，是在“多元社群”和“共同城市”之间找到平衡。

南方周末：“儿童友好”“老年友好”“宠物友好”等多重目标叠加，在具体空间中往往发生冲突，如何协调？

魏守华：“友好型”目标的出现，说明城市治理已经从单一增长逻辑转向细分的人本需求。但多重友好目标确实不是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儿童友好需要安全、活动空间和教育配套；老年友好需要无障碍、医疗可达和休憩设施；低碳友好强调生态、慢行和节能；无障碍友好则要求城市空间对所有身体条件的人开放。这些目标在方向上都正确，但在具体空间中可能发生冲突。

城市品质的核心不是某一项指标最优，而是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结构均衡。

因此，规划设计首先要区分“底线目标”与“提升目标”。无障碍、安全、基本可达、公共卫生和生态安全应当是底线目标，必须优先保障；而场景体验、商业活动、特色主题和品牌塑造属于提升目标，应当在底线满足后进行。

其次，要采用分区分时和复合使用的治理方法。很多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而是需要更细的空间和时间安排。比如社区公共空间白天服务老人和儿童，晚上服务青年运动和社群活动。通过弹性治理，可以提高有限空间的复合使用效率。

再次，要建立公众参与和动态评估机制。不同群体对“友好”的理解不同。政府应通过社区议事、数字反馈平台、使用率监测和定期评估，判断哪些设施真正被使用。尤其要关注沉默群体的需求，例如老人、残障人士、低收入者和外来人口。

最后，政府要避免把“友好型城市”变成口号竞争和形象工程。真正的友好不是标签越多越好，而是城市能否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让更多人获得基本尊严、生活便利和发展机会。

城市品质提升最终应回到以人为核心，但这里的“人”不是单一的高收入群体或高技能人才，而是不同年龄、收入、身体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人。只有兼顾多元群体，城市品质才不会变成新的排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