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金融安全成为我们不得不坚守的底线”｜首席访谈㉑

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一直被监管机构置于至高之位。

2026年6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党委扩大会议强调，金融监管总局系统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与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结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监管高质量发展。此前于6月5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更指出，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

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54号文”），针对各种乱象措辞严厉，“禁止”“坚持制止”和“严厉打击”字眼频现，如”县级政府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和“坚决制止滥设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等，并建立健全“吹哨人”制度，强调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6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也强调：将加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18日，金融监管总局还出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强调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框架。

以防风险为主调的监管信号密集释放背后，是一系列亟待回应的深层命题：全球格局分化之下，各国金融风险防控路径为何差异悬殊？哪种模式更有实效？中国数十年从未爆发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为何仍一再强调要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三大风险相互缠绕，化解优先级如何排序？国内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政府股权投资能否接续地方发展资金需求？

围绕上述相关话题，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专访了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金融学院与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王擎。王擎所著《大国金融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丛书”的分册。该丛书近日获第十四届金融图书“金羊奖”。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金融学院与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王擎。（金交会供图）

处在风险逐步化解阶段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从未发生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但监管层始终强调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在建设金融强国的征程中，为何要持续保持这种危机意识？

王擎：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没有发生的是显性金融危机，即传统意义上以GDP损失比例为代表的核心金融指标大幅下滑为判定标准的危机，但隐性的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政府通过政策手段维持了指标的数值稳定，但各部门结构的扭曲会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造成隐患。这本质上就是潜在的金融风险，即隐性金融风险。

中央明确提出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三大风险，正是隐性金融风险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出清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都尚需时日，旧模式积累的风险尚未完全化解，新的风险点又不断涌现。

南方周末：外部风险如何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王擎：除了内部隐性金融风险，国际上外部冲击和威胁也在持续加剧。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指在国际体系现状中占据主导位置、拥有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并极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和权力结构的大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如能源、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因此，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

南方周末：这是你们研究此领域的缘起？除了《大国金融安全》一书，还有哪些成果？

王擎：西南财经大学（下称“西南财大”）对金融安全的研究起步很早。2012年，西南财大联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银监会）和审计署共同成立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起，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每年发布《中国金融安全报告》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从未间断。2018年前后，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又增加了月度报告，并披露月度风险指数。月度报告主要是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各细分市场的风险进行持续监控与预警。

西南财大还设有专门团队持续跟踪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有多位不同研究方向的老师从多个维度参与其中。我们即将出版的国内首部《金融安全学》教材，已被纳入教育部原创性培育教材，也将在全国高校推广使用。

整体上，我们形成了专著、年度报告、指数、教材和学术论坛全链条的研究布局。

南方周末：为何如此重视这个领域？

王擎：这和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和全球经济态势有关。

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发展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二是转型进入关键攻坚时期。

从发展角度来看，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成本增加和需求减少会同时发生，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而增速一旦下降，很多潜在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转型的问题更复杂，中国从1992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已历经34年，仍有一些制度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的地方。由于制度惯性，越到后面改革的难度越大。

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要破解“中等收入陷阱”也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发展或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如果没有把握好跨越和转型的时间窗口，两个阶段一叠加，问题会更复杂，潜在风险会更大，所以维护社会稳定包括维护金融安全变得非常重要。

从全球经济态势的角度观察，当前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产业革命正处于前后交替时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业方兴未艾，但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还有待检验，传统产业的转型带动全球经济的颓势可能招致更多的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思潮让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福利受损，大国之间博弈加剧，在贸易战、科技战的基础上甚至可能触发金融战，维护金融安全成为我们不得不坚守的底线。

南方周末：从你们发布的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和月度风险指数等指标值综合分析，中国金融安全呈现什么特征？

王擎：从指数走势来看，中国的金融自主权指数这些年总体稳步上升，货币政策自主权持续增强，但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国内金融稳健性则随经济周期有所波动，当前还处在风险逐步化解的阶段。

金融安全发力点迥异

南方周末：回归到此次获奖的《大国金融安全》。在此书中，把全球主权国家分为中心国、跟随国、对立国和独立国四类。这套四分法的核心依据是什么？能否覆盖所有经济体？

王擎：此项分类以各国维系金融安全的综合能力为核心依据。这套分类方法客观展现了各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差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核心，美国是中心国，凭借美元霸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跟随国是受中心国影响较大的群体，这种影响有主动也有被动，内部差异很大。比如英国，金融体系与美国高度趋同，客观上易受美国政策传导，尽管政治上有一定独立性，但仍可归为跟随国；日本则是被动跟随的典型，政治层面受美国约束更强，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能力更弱。

独立国则拥有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和金融话语权，受中心国影响较小；对立国则与中心国矛盾尖锐，常面临金融打压与制裁。

如此划分基本可以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其中跟随国的范畴最广、内部梯度最大，独立国和对立国的边界相对清晰。但它不是静态标签，会随着各国综合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变化动态调整。

南方周末：四类国家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发力方向有何不同？

王擎：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实现本国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但因所处地位不同，发力方向差异显著。

中心国的核心诉求是巩固霸权地位。美国一方面通过调控美元币值、绑定大宗商品美元结算维持体系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在探索稳定币等创新形式强化美元影响力，甚至结合军事手段保障金融利益。

独立国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扩大金融自主权，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就有建设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发行数字人民币等。

对立国的首要目标是防范制裁冲击，构建自主可控的金融循环。

跟随国则更多依赖与中心国的政策协调，在自身可控范围内规避外部风险，其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心国的谈判能力，以及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韧性。

独立发展与借鉴

南方周末：你们研究发现，其他三类国家的金融安全实践对中国有借鉴价值吗？

王擎：站在中国的视角，坚持独立的金融发展道路、稳步提升金融自主权和追求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多元化是应有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南方周末：可以说，独立发展的前提下，择优借鉴，才是最优路径。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数据安全与数字化监管。《大国金融安全》亦提及，金融数字化监管可借鉴英国监管沙盒、美国穿透式监管经验。如何落地？

王擎：监管沙盒和穿透式监管是应对金融创新的两大核心工具，二者相辅相成。

穿透式监管的核心是“看业务本质”，无论金融产品如何包装、经营主体是否为传统金融机构，只要从事信贷、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就必须纳入相应的监管范畴，不留监管空白。对网络贷款和金控公司的监管，就是穿透式监管的典型实践。

监管沙盒则是针对前沿创新的“包容性监管”，在有限范围、有限时间内放宽监管要求，观察创新的风险特征后再制定针对性规则。中国对P2P（点对点网络贷款）、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的监管，都经历了“先观察，后规范”的过程，本质就是监管沙盒的中国实践。当前，数据资产交易、AI（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等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应在发展中逐步完善规则。

南方周末：不少人提出以AI技术实现对AI自身的监管。你如何看待这一监管路径？

王擎：这种手段无可厚非。AI既是金融创新的工具，也是金融监管的手段，其大数据处理和实时分析能力，能够大幅提升监管的时效性和精准性。但监管的核心始终是明确边界。当金融创新导致市场显著不公或产生强外部性时，监管必须及时出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频量化交易。

股权投资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南方周末：回到国内视角，涉及刚才提及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三大隐性金融风险，《大国金融安全》指出，这三大风险相互交织传导。目前，哪类风险的化解更为紧迫？

王擎：房地产风险从2021年开始逐步释放，目前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已出现好转迹象。但房地产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行业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需要以时间换空间，推动行业软着陆，为经济转型托底。

当前更具紧迫性的是地方政府债务与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二者已经形成相互传导的风险链条：地方债务违约会直接冲击持有大量地方债的中小金融机构，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会导致信贷收缩，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因此必须建立协同化债机制，统筹化解两类风险。

南方周末：化解地方债，最主要的应有健康且可持续的财政收入。《大国金融安全》提到，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已成共识。当前，市场普遍关注合肥“股权财政”模式。结合54号文对新设政府投资基金的规范要求，你如何看待这一模式的定位与潜在风险？

王擎：首先要纠正一个认知偏差。我认为，合肥模式并非“股权财政”。

土地财政的核心是通过土地出让获得持续、稳定的财政收入，而政府股权投资的回报周期长达十年甚至更久，前期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无法为财政提供持续现金流。二者的逻辑完全不同。

政府主导的股权投资，核心价值在于产业培育和产业链打造。政府投资首要目标都不是短期变现，而是通过国有资本引导营造产业生态，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入驻，最终通过产业发展带动税收增长和就业提升。这种模式是“有为政府”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的创新工具，总体值得肯定。

当然，政府股权投资也存在风险。融资端可能出现“明股实债”、信贷资金过度介入和影子银行嵌套等问题，导致期限错配；投资端可能因行政干预过强出现非市场化决策，拉低投资效率；退出端则面临渠道不畅、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挑战。54号文的核心不是限制政府投资基金，而是规范其发展，重点整治区县以下层级过多过滥的小型基金，避免盲目扩张和资金浪费。

南方周末：此类股权投资能否成为土地财政的接续力量？

王擎：单纯依靠政府股权投资接续土地财政并不现实。

换个视角来看，这类政府投入核心落脚于产业培育与全产业链体系搭建，若仅以短期财政收益衡量其价值，难免失之偏颇。地方布局科创产业，看重的是长期产业红利，浙江培育的“杭州六小龙”科创集群就是典型代表。这类龙头企业即便后续发展成熟、创造产业收益，短期内也难以给地方财政带来直接现金流回报。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开展相关投资的核心目标，是搭建完善的科创产业生态、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进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集聚。

长远而言，政府股权投资有自身独特定位，无法替代土地财政。

未来，这类投资应当坚守市场化路径，引入社会资本与专业管理团队，搭建市场化考核与激励制度，重点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济转型提供长期支撑，依靠产业发展拓宽财政增收路径，而非短期填补土地出让收入缺口。

设立风险共担机制

南方周末：除了各地政府主导下的股权投资，六大国有行和三家股份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正以新面孔快速出现在股权投资领域。但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银行即使是通过AIC对科技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相关敞口也将面临250%—1250%的风险权重。有观点建议参照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条款，降低银行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以支持科技金融发展。从金融安全角度看，这一建议是否可行？

王擎：这是非常具体的操作性问题。

目前国内对银行股权投资设定250%—1250%的风险权重，是基于股权投资高风险属性的市场化判断，和投资主体是否国有资本无关。如果强制要求大幅降低风险权重，会让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侵蚀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我认为，可以在审慎框架下，适当提高对科技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允许银行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能力，有限度地调整相关资产的风险权重。

比起风险权重，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设立创新金融工具和风险分担机制。比如，深化投贷联动，探索“债权+股权、期权”模式，让银行在承担科技企业早期风险的同时，能够分享企业成长的收益。通过市场化的风险共担机制，而非行政化的风险权重下调，引导银行支持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