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编辑的一人出版实验：“我不想被人管，也不想管别人”

“重光relire”创始人任绪军（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图）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有没有可能他早就变成了甲虫，只是他那一天才意识到？”任绪军理解了卡夫卡笔下的荒诞，在2023年10月，他突然发觉自己像一只蜘蛛，找到一处屋檐，精心织一张网，守在网上等待猎物，“其实你自己也被这张网困住了。”

那是任绪军做出版的第8年，他和朋友一起打理一家图书工作室，作为出品方，与出版社合作出版人文社科理论类图书。他们已经做了上百本书，可是任绪军突然意识到他仿佛在做“同一本书”，与同样的伙伴、用同一套流程、做着表达方式类同的书籍。他陷入了被束缚在蛛网上动弹不得的恐惧，同样被束缚的，还有他对广阔世界的想象。“如果不做出版，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任绪军离开了那家工作室，成立出版品牌“重光relire”，依旧是做出版，但采取更为灵活的一人公司制。他曾在台湾参加过几位独立出版人的分享会，他们介绍书籍时热情洋溢的神态让他印象深刻，也让他有了想法：以自己作为工作的原点，能否摆脱工作带来的损耗和限制？

在图书市场低迷、纸质书朝着精品化转向的背景下，一些图书编辑离开出版机构，成立一人出版工作室，让做书回归到一件简单纯粹的事情，不追逐热门IP，不仰赖作者的光环，不盲从市场的风向。他们的做书行动延伸出更多的思考：当阅读逐渐被多元的知识获取渠道所替代，什么样的书值得出版，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纸质书？

宁宁在图书市集（受访者提供/图）

能做什么，能不做什么

任绪军在“重光relire”做的第一本书是青年作家远子的小说集《光从哪里来》，接着是学者汪民安的思想访谈和随笔集、作家何大草的历史小说集。偶然间，任绪军得知一位编辑朋友整理了她与友人之间长达十年的通信，感慨于女性友谊的细腻和治愈，出版了《两个普通女人的十年通信》。

这些书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它们的共同点是打动了任绪军。“我不再把选题固化成某一个方向，我要做的选题是开放的，落到一个点就是我自己感兴趣。”经朋友推荐，他读了作家阮夕清的短篇小说《讲苏州话的人》，大受感动，约阮夕清见面。这个饱含生活阅历的中年写作者向他讲述了自己做保安、城管、书吧老板的经历，起身分别时，任绪军心里已经决定要为他做书。

以前任绪军做书不会这么随性，他会考虑工作室做理论类书籍的特性和同事们的意见。尽管他很喜欢远子的小说，也征得了同事们的同意，但他最终还是把《光从哪里来》带到了“重光relire”。

任绪军做书的风格也在改变。放在以前，他会给汪民安的访谈与随笔集取一个更学术性的名字，比如“人有不去做的潜能”，这句乍一看不明意义的话来自书中提及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现在这本书被命名为“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情”，由一个普遍的话题连接起更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