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 | 在蒙森与塞姆之外：布伦特的罗马史研究之路

英国古典学家布伦特（1917-2005）。

英国古典学家布伦特（P.A. Brunt）出生于1917年。当时，德国罗马史巨擘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弟子们如日中天，占据着德国、意大利罗马史学界的核心教席。作为一代宗师，特奥多尔·蒙森青年时代专注于罗马法文献研究，其成名作《罗马史》，遵循传统古典学叙事风格，并使他在晚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蒙森确立了以考古、铭文和纸草研究为核心的欧陆罗马政治制度史研究体系，并预言自己身后的20世纪将是纸草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代。在蒙森的感召下，他的不少徒子徒孙，毅然投身于罗马纸草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中。这股热情似乎也感染了初入古典学界、学术生涯陡然被二战爆发打断的青年学者布伦特。1946年，布伦特退伍重返牛津，很快便决定前往英国罗马学院（British School at Rome）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然而，这段经历却铸就了布伦特对考古学毕生难以消弭的敌意，他从此确信：考古证据的唯一价值在于确认古典学家们通过文献早已得知的史实。于是，固执、另类的布伦特决定与蒙森的弟子们分道扬镳。

1939年，在德国闪击波兰前夕，同样长期求学、任教于牛津大学，但与布伦特的导师拉斯特（Hugh Last）学术见解相左的罗马史天才学者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向出版社提交了《罗马革命》的定稿。在这部与布伦特的研究领域高度重合的作品中，塞姆本着“事实如此”优先于“应当如此”的历史主义精神，对同时代德国、意大利罗马法学界热议不休的话题冷漠地评价道：“学者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的所谓‘法律问题’（Rechtsfrage），事实上取决于‘权力问题’（Machtfrage）”。他还声称：“至于这位元首（奥古斯都）是否为他早年的罪恶和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