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出身谐星
论小品，李国修堪称“台湾赵本山”；论话剧，李国修被称为“台湾莫里哀”
2008年2月，《莎姆雷特》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第102-106场演出。图为《莎姆雷特》首演剧照 图片由屏风提供
李国修以谐星身份出道，18岁时他演了一个只有8句台词的角色，观众笑了两次 图片由屏风提供
李国修的戏剧人生30岁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他是台湾的电视谐星（喜剧小品明星），老太太、小妞、妓女、公寓老伯都演过。那时候台湾只有台湾、中华、中国三家电视台，在一个频道上电视就能红遍全岛，李国修在台湾的江湖地位约等于内地的赵本山。1986年，李国修创建屏风剧团，电视谐星的身份帮了他的大忙。
观众冲着李国修来看话剧，李国修则像旧时茶馆食肆的掌柜，站在剧场门口迎来送往。但这出名为《1812年&某场演出》的话剧大大偏离了观众的预期。上半场是配合柴科夫斯基《1812年序曲》的肢体动作，炮声隆隆的时候演员一粒粒吞药。下半场《十八相送》、《十二道金牌》、《三娘教子》分别在舞台的三个角落上演（《十八相送》和《十二道金牌》连起来是1812），场记在三处来回飞奔：你为什么不把金牌送给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教育孩子呢？
对李国修来说，这是对“教忠教孝教伦理”的传统话剧的迂回反叛。当时兰陵剧坊有一个作品，叫《家庭作业》。一对父子互相没话说，儿子回家一头扎进书房。爸爸以为他在看书，把书翻开，发现他在“打手枪”，爸爸拿起报纸劈头盖脸打他。
“这样的东西我们看了很震撼，因为触动到当时禁忌，又不用对白。”屏风创立之初，兰陵剧坊是李国修的模版。由留美回来的心理学博士吴静吉创办，全面借鉴美国前卫剧团纽约拉玛玛剧团排练方式的兰陵剧坊是台湾当代戏剧的黄埔军校。李立群、金士杰、李国修都曾是它的活跃分子。
然而大众不买先锋的账，第一场演出结束，观众摇头叹息。第二场结束，李国修开始批斗自己：观众为什么要进入剧场？是来看我们做实验吗？我们自己实验都不成功为什么拿出来给人家看，还收钱？如果你要他掏钱看戏，你到底要他来看什么？
一番追问之后的结论是：观众来剧场，是要看一个简单的故事，里面夹带一点简单的批判和一点思想。“后来屏风就这样慢慢地走”。
事实上，每次屏风想走快一点都赔得一塌糊涂。
“我的悲剧也卖钱”
“屏风5岁以前，李国修仅仅是一个离开电视来做剧场的谐星。人家鄙视你：剧场这么神圣，你凭什么做这个？我们在创团的最初6年里没有得到政府一分钱的补助。”李国修说。
《1812年&某场演出》开局不力。全体团员自掏腰包，最后结余百余元台币。创团第二年，李国修请香港的实验剧团“进念·二十面体”赴台演出只有肢体动作没有对白的《十月十日谈》，演出五场，收入不到三成。1991年，李国修把他钟爱的林怀民散文诗一般优美的小说《蝉》搬上舞台，不搞笑、纯文学的方式，结果赔掉台币200万。
为了活命，屏风在创团的第一年创作了6个作品。“小剧场+情景喜剧”是当时屏风的生存之道。其中的《三人行不行》由上下互不连贯的6个段落组成，为了贯彻“生活剧场”的原则，演出地点选在咖啡厅。3个演员演9个角色。其中一场戏，瞎子和醉鬼一干人等见证了一起车祸，不同的目击者给出不同的证词，活脱盲人摸象的台北街头版。演员戴上警察帽子就变成警察，戴上棒球帽就变成围观少年，人手不够的时候，“警察”扑到画线的框子里变成死者。
“这个戏我是在1987年创作的，去年今年我们在大学里演出，观众照样爆笑。”李国修说。1997年，《三人行不行》获得鼓励严肃文学创作的巫永福文学奖。
台湾开放大陆探亲的1988年，屏风创作了《西出阳关》，迟至1994年，这部被台湾媒体称为“李国修最具卓别林高度”的作品才获公演机会。
民国38年来台的老兵，在青岛上船逃难，难民里找不到跟他假结婚的大学生妻子。营长下令机枪扫射难民，否则船开不走，老兵悲愤地开了枪。“这个事情国共两边都没有任何记录，我是童年听亲戚讲的，他讲的时候泪流满面。”李国修把这个真实事件搬上舞台——
开放探亲之前，一些老兵喜欢在老兵歌厅听熟女唱老歌，白光的《昭君出塞》……哪个歌星唱得好，老兵就递一个红包给她。有人一次递十个红包，每个红包里面大概100块台币，十个红包排成一把扇子递给歌星，下台的时候觉得很荣耀。
老兵老齐在西门町红包场寄情。一边听歌一边回忆民国38年跟太太分别的情景，一边跟他的上海籍老将军朋友聊大陆的往事。老将军娶了台湾太太，有个拖油瓶后女儿要结婚。出于生活的权宜之计组成的一家人，本意是相互温暖，但是没有任何亲情。
情境流转到老齐扫射难民的一刹那。开放探亲之后，老齐回到青岛，见到了他在码头上失散的假妻子。她已经改嫁了。老兵问她：你为什么没来？老太太说，我来了。我来的时候你的船开走了，我踩着尸体一步步往码头走，我叫着你的名字你听不见。
老兵黯然回到台湾，给他歌星干女儿咪咪50万台币，条件是他把裤子脱了，让咪咪摸一下他的下体。他还是处男。歌女不愿意，只说了一句话：老齐，你为什么不回去？
灯光渐暗，老兵躺在医院将不久于人世。干女儿不来，只有他的老将军朋友在。护士问老将军：齐伯伯叫什么名字？老将军想了想，不知道哎，就伏下身问他，老齐老齐你叫什么名字？
最末的结局，干女儿很愧疚，要把钱还给老兵。老兵从戏一开始就要她唱王昭君，她总是不唱，这个时候唱了，时空转境，歌女变成他在大陆美丽的妻子，老兵走进了天堂。灯光渐暗，全剧结束，出现字幕：他生于民国几年，死于民国几年，他叫齐平观。
“我的悲剧也卖钱哦。”善于推介自己的李国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94年，《西出阳关》被剧评人马森评为年度最佳舞台剧，《中国时报》给出“最接近卓别林高度”的高调评价。李国修改变了公众对“电视谐星”的刻板印象，虽然这个改变迟了6年。
《西出阳关》之后，屏风剧团追加了一个更具文人气质的追求：记录台湾庶民的心灵历史。李国修要把童年亲历、成年之后迅速风化变形的在西门町生活搬上舞台。
“嗅到了自由气息”
李国修出生在台北中华商场铁道旁的一栋违章建筑里。父亲是1949年之后赴台的做戏鞋的师傅，母亲因思乡患精神分裂症。
当时台湾社会动荡，帮派横行，杀人越货抢地盘，黑白两道通吃。李国修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加入小南门帮和飞鹰帮。小学三年级的李国修跟邻居5个小孩成立“六义帮”。一个周末，李国修在家帮父亲做戏鞋，其他5个正义少年翻墙进学校偷了粉笔和板擦被警察逮住。审问的时候“老大”承认他们是“六义帮”。警察吓了一跳，什么“六义帮”？你们明明是五个人。“老大”灵机一动，我们还有个精神领袖，是神，叫天丁。
两个星期之后“六义帮”无疾而终。但父亲对此耿耿于怀。李国修小学毕业，父亲看一眼他不怎么样的成绩单，国修，你书念得怎么样我都不在乎，只要你长大不做流氓就好。
有了这条宽松的底线，李国修青少年时代的闲暇时光是在戏楼和电影院度过的。文戏不爱看，武戏看得津津有味。幕间休息，别人嗑瓜子闲聊，李国修最乐意让父亲带去后台。舞台前的华丽优美和舞台背后的柴米油盐、世俗人生，是李国修童年的跑马灯。
李国修家的违章建筑属于中华商场第八栋。中华商场由“忠”、“孝“、“仁”、“爱”、“信”、“义”6座三层楼组成，是台湾最早的商圈，附近有一条电影街，从南到北有三四十家电影城。李国修从小是“拱电影”的高手——电影院一开门，蹭着大人挤进去，小学6年、中学3年、专科5年，以平均一年两百部的频率看了14年免费电影。“我在电影里嗅到了自由的气息。”李国修说。
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万世巨星》（《耶稣基督巨星》，Jesus Christ Superstar），因为反宗教的主题，这部美国电影曾在台湾被禁5年。1975年，李国修看到的时候仍然“惊为天人”，“12个门徒被捕的时候，他们的造型跟我们看到的那幅画完全无关。犹大是黑人。有个场景是犹大浑身是汗从沙漠里跑出来，四辆大坦克在后面追他。”
相比电影和京剧，“教忠、教孝、教伦理”，即便赠票都没有人来看的话剧显得黯然无光。
转折在偶然中发生。1980年，金士杰的新戏《荷珠新配》招募演员，李国修陪同学应试。金士杰说，既然来玩，都试一下吧。结果应考的没考上，陪考的被录取并且一炮走红，被李立群介绍去电视台演谐角。金士杰和李立群引荐，李国修业余参加兰陵剧坊的训练。空椅子的训练最让他记忆犹新：椅子如果不是椅子，还可以是什么？10个演员围成一圈，轮流上场赋予椅子10个新的身份。有人抱起椅子做弹吉它状；有人跪在地上向椅子哭诉：妈妈，请你原谅……“排到后面的人压力最大，刚想起一个点子，就被别人演了。”
“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李国修说。
“我只去剧场菜市场”
1985年，30岁的李国修面临人生的又一个转折。
按照台湾的规定，年满30岁可办观光护照。李国修带2万美金，在东京待45天，纽约待5个月，其间只去两个地方，菜市场和剧场。“我去菜市场是想看他们对吃的态度是什么，”李国修说，“台湾小岛，东西花样少。我到日本的三月星光超级市场，光是茄子有37种，颜色不同、大小不同、形状不同，摆得工整漂亮。”
日本的剧场和菜市场如出一辙，“大中小剧场什么都有，一个晚上就有两百场演出，各种形式的都有，最可怕的是，到哪里去看都是满的。”
在美日两国，李国修都去看歌剧《猫》。
日本人买美国人的版权，唱腔歌词一点不改，用日本语演给日本人看，连演两年没有落幕。李国修从东京追到大阪，一票难求。
“我在日本哭得七零八落，在美国完全没有感觉。妈的小日本，你有钱你就是厉害。我有钱我也是这么干！我不是宣扬钱是万能的，但是我看到他们把好东西立刻移植过来的粗犷、大气、骄傲。日本青少年认为，音乐剧是日本人发明的。”
日本的所见所闻让李国修问自己：回台湾之后要不要做点事，如果不做电视，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