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海 | 三百年单名现象的起始与终结：以正史为观察视角

晋王导《省示帖》。

前人很早就注意到，东汉三国时期的人名几乎皆为单名，双名者极罕见。比如宋人王楙就在他的《野客丛书》卷第二十二有一条笔记，题为“后汉无二名”。除了指出此现象外，还试图解释它的起源。他说：“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蠹伪之政，一切扫除而更张之，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恐非为莽也。”

王楙引用前人的说法，认为东汉时期普遍实行单名，可能与王莽的政令有关，后来汉朝虽然重建，王莽的所有改制措施全部被废除了，但是已经形成的单名习惯却承袭下来。其中提到的《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是指王莽派使者劝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把名字改为一个字，单于虽然不太情愿，但是也只能作出“积极”回应，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知”。王楙承认王莽在中国形成普遍单名现象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习惯成自然。

在《野客丛书》本条的后半部分，王楙笔锋一转，又说东汉时期“两字名不为无之，但不至如寻常之多耳”，他从史传中找到了苏不韦、王延寿、谢夷吾、郭延年等例证，甚至怀疑东汉碑刻中也有两字名者，他认为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把东汉碑刻中“凡称二字者，必曰汉人之字”的处理方式可能失于武断，他不能认同。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在王楙之后，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对此问题续有发挥。他在引用《汉书•匈奴传》的材料后加按语道：“考《礼记•曲礼上》篇：‘二名不偏讳。’郑注云：‘偏，谓二名不一一讳也。’然则古未尝有二名之禁，而莽为此制，此其乖谬也，乃后汉人遂沿为定制。”

必须说，相比于王楙的观点，王鸣盛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倒退，王鸣盛认为东汉的普遍单名现象是沿用了王莽的规定。不过，他倒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即古代并没有禁人取二字名的规定。此外，王鸣盛补充了几个二字名的人物，多出自《后汉书•方术传》（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