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者宋健：中国家庭生育的理想与现实

低生育率常被归因为“年轻人不想生”或“养不起”，但宋健的研究显示，现实远比这复杂。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团队的调查中，希望终身不要孩子的育龄夫妻比例不超过2%，而超过半数夫妻希望生育二孩。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总和生育率约1.09，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区间，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

生育的理想与现实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在宋健看来，生育并非单个个体的孤立选择，而是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工作压力、生殖健康服务和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202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健出版的新书《中国家庭的生育：理想与现实》，将研究视野对准这一反差，试图追问：生育意愿为何难以转化为生育行为？

宋健长期从事社会政策与人口发展、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别、老龄化与养老等研究，也曾深度参与中国生育政策宽松化改革。与公众对生育议题更偏感性的讨论不同，宋健团队试图用数据复盘当前的生育现状。

他们的数据主要依托课题组实施的2021年“中国家庭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来源也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导的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等。

围绕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政策体系，2026年6月，南方周末记者与宋健进行了深入交流。

2026年4月29日，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母亲牵着新生儿的小手。（视觉中国｜图）

生育从来不是个体决策

南方周末：最初促使你系统研究“中国家庭生育”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宋健：1995年，我留校试讲时，当时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影响了我对人口形势的思考：人口增长是否等同于人口发展？就像经济学里常说的，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人口真正重要的不是增长，而是发展。因为发展不仅包括增长，也包括人民福祉。国家政策现在也很强调这点。我认为家庭是个体福祉展现的集中场域，所以研究兴趣逐渐聚焦家庭。

在人口学中，影响人口变动的三个因素是死亡、生育和迁移。对死亡率的共识是希望越低越好。国际迁移对于中国14亿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国内迁移主要改变人口分布。唯一可调节人口变动方向而又最为复杂的就是生育，这也是生育研究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南方周末：过往研究多以育龄女性和育龄夫妻为研究对象，你们提出“育龄家庭”这一概念。为什么“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宋健：家庭是每个个体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最主要的场域。“家国一体”背后，中国传统的家庭概念兼具“宗法之家”与“治理之户”双重逻辑。“宗法之家”强调宗族网络、血缘伦理、长幼有序、资源共享和宗族延续；而“治理之户”则是国家征收赋税、摊派徭役、保甲行政制度的基本单元。

长期以来，国际生育研究以育龄女性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因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且女性的育龄期更易辨识。但在中国，生育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决策。我们所构建的“育龄家庭”，是指至少包含一对在婚夫妻，且女方处于20—49岁育龄期，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识别“育龄家庭”，是为了把具备生育潜力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