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退之后，文物如何“活”起来?
“腾退的目标一定是推动文物和历史空间更多向公众开放，让公共文化资源回到公众生活中。但‘开放’不等于所有空间、所有时间、所有功能都无差别开放。”
“腾退以后的文物建筑，绝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或使用，也不能够出租牟利。必须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把文物过度商业化，甚至高端会所化。”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6年7月16日，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主楼，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曾在此办公。（南方周末记者吕雅萱|摄）
北京的文物建筑被占用是历史形成的普遍问题，解决占用并开展腾退搬迁，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中持续几十年的难题。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带动下，北京的文物腾退工作逐步有了制度性突破。当前，北京正在批量化、点对点地对核心区央产重点文物开展腾退。
腾退只是第一步，腾退完成后，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需要遵守哪些原则？
孔繁峙是中国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资深专家，2006年至2013年曾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庞书经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总规划师，参与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农坛的腾退及活化利用整体规划方案。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文物腾退和保护利用话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南方周末：你提到，早期因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无法解决被占用文物建筑的腾退问题。你在任期间，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资金体量是怎样的？
孔繁峙：过去很多年，全市文物保护资金十分有限，只能应对部分文物的险情抢修，根本无法支撑搬迁补偿，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看着很多文物建筑在占用中遭到自然和人为损坏。
修缮资金其实也十分缺乏。以八里庄塔为例，1990年代初地震后险情加重，需要抢修，市里只能拿出20万元，但搭施工架就用去15万元。1995年以前，北京没有专项文物修缮的资金，只在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城市维护费里，每年列支40万元用于文物抢险修缮，1995年后增加到100万元，面对全市的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1996年，我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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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