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世人讲述一座手工业之城？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回顾中国40周年申遗故事的《千山万水》一书的序言中，清华大学教授吕舟说，世界遗产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内涵关乎人类的自我认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家园中生存，以及我们是如何发展并达到当前的文明水平的。

景德镇则代表着手工业的线索，一条跨越城乡与全球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线索。它在王朝兴替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始终没有寂灭，反而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现在，我们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口耳相传，申遗文本，或者游戏——来向世人讲述这座手工业之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英姐和老刘

老刘现在一个月烧三次窑。一只米白色的大气窑，占据了他们家自建房顶楼的主要空间。烧窑每次从凌晨3点开始，晚上7点结束。

烧窑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进到那个顶楼，技术是秘密。烧坏了就全部扔到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失败也是秘密。然后重新买坯、绘画、上釉、烧制，直到烧出令他满意的青花瓷来。

老刘在景德镇已经做了34年瓷器。1992年他进窑厂当学徒，从打杂做起。制瓷的工序非常繁杂，老刘做过烧矿、舂石、踩泥、做坯、制釉、浇釉、烧窑等等，除了绘画，大部分都会。至今他还会自己去买瓷石磨粉制釉，“配方都是靠平时的经验摸索出来的，每家有每家的不同。”前几天有人到他家玩，临走时说要买他的配方。

家里的买卖则由英姐负责。英姐，老刘的妻子，在老火车站附近的樊家井仿古一条街开了家小店面。阴湿的城中村拥挤着几百间狭长的店铺，弄堂里混杂着古器和旧家具的味道，散发出上个时代的气息。

在这样破旧的片区，英姐打扮得很干净，白色的无袖雪纺衣搭配阔腿裤。每次熟客一来，她都热情地起身去小卖部买两瓶冰水。英姐有点老花了，有时候看不清那些一手可把玩的器具上的细腻花纹，有时候她也不是很懂，老刘烧出什么来，店里就卖什么。两三平米的店，货架上挤挤挨挨摆满了瓷器。

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技艺传承至今

根据学者方李莉的田野调查，这种前店后厂的夫妻店模式以及小型仿古瓷作坊，与民国时期非常相似。但奇怪的是，明明应该被工业化淘汰掉的小型手工作坊，却不断地兴起，在景德镇绵延不绝。为了摸清这个现象，方李莉当时走访了许多作坊，最后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未来可能会有一场手工业的复兴。 

景德镇曾经就有极其繁荣的陶瓷手工业。

中唐时期，景德镇的瓷器作为日常用具出现，但制瓷依赖原料，是资源消耗型的生产。宋代瓷窑遍地，而这里的瓷器质量上乘，温润如玉，尤其是影青瓷。宋真宗喜爱那些瓷土洁白、釉色如湖水般剔透的影青瓷，甚至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个小小的南方村镇。到了元代，景德镇人发明了二元配方，将高岭土掺进瓷石，这样，胎体的耐火度可以提升至1300摄氏度以上，强度增强，不易变形。这让景德镇得到巨大的技术突破，也使它脱颖而出。

元代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窑厂陆续衰落，但景德镇“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笔记小说《二酉委谭》中曾写它：“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随着瓷业的繁荣，传统家庭作坊的模式被打破，民营制瓷工场兴起，分工明确，大宗贸易往来。一座以手工业为核心的城镇发展成熟，甚至出现早期资本主义的形态。

明清之际，城镇格局相对固定，在地势最高处，有一座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厂。皇家器物、外交礼品，御窑厂烧制的瓷器成了手工制瓷业的巅峰作品。窑火旺盛了近600年。

接着，工业革命来了。“工业革命革的是谁的命？手工业。手工业有没有生存空间？没有。但是手工业用另外一个方式重新回到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就是手艺。”涂睿明坐在一张木桌前，桌子上摆着陶瓷茶具、摆件，一只小小的茶杯覆在茶盘里，杯底标价将近三万。

涂睿明十多年前从海关辞职，落脚景德镇，他喜欢瓷器，也喜欢研究瓷文化，一直从事收藏、策展、高端瓷器买卖，以及瓷业相关的科普类书籍写作，比如两年前出版并获得当年“最美的书”荣誉的《捡来的瓷器史》。他继续说道，“因为手艺本质上是时间，是时间的堆积。人的时间是没办法被稀释的，也不可贬值。手工艺这件事情它的角色变了——它代表的是高超的技艺，人之为人的那个东西。”

2010年前后，许多工匠、学生、艺术家、创业者来到景德镇，形成一个独特而日渐庞大的景漂群体。此后十几年，景德镇的陶瓷业快速发展。2023年，陶瓷博物馆的沉思罗汉爆火，成为网红“无语佛”，旅游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红利。社交平台上当时流行两句话：没有人可以空着手走出景德镇；来景德镇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上镇赶集成了一种新的潮流趋势

在这里，游客可以在夜市买到几块钱一件的瓷器，也可以在隐秘街巷的个人工作室或窑口买到几千上万元的瓷器；想学手艺的年轻人可以自立作坊，颇有想法的艺术家也能就地取材。审美各异，丰俭由人。 

“景德镇不是一个旅游城市，我说它是一个创业城市，因为它有极其丰厚的文化资产。同时这个文化资产不是一个死的，它是活的。”涂睿明觉得，大部分的手工业衰落，因为它们是封闭的、线性的，想要从事一行，就要拜师入门。但这里好像有一张网——“我们在讲这个七十二道（制瓷）工序的时候，讲的不是工序细化，讲的是劳动分工。分工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看桌上这些青花瓷，都是手绘的。那是不是一个师傅就都能画？不是，画鱼的师傅和画山水的师傅，这是两个工种。人物要勾线，然后再分水，也是两个工种。写底款的还有写款师傅。工序细化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协同网络。这个协同网络是开放网络，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节点进去，然后就迅速融入这个网络。很多人讲景德镇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跟它的产业结构有关。这是一个网络结构，想封闭也封闭不了。” 

但涂睿明也知道，这些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多数过客来说，“这个城市当中最吸引人的那个部分你根本看不到——它大部分是在民间，散落在各个地方，并且它对你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是感受不到它的好的。 

有时候他觉得很苦恼，怎么样能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写书对他来说很容易，可是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让他怀疑写作的价值。和朋友试着拍过一部关于景德镇的纪录电影，但也中途搁置，那需要很多钱。直播呢，还是以买卖为主，短视频呢，投入精力但收效甚微。 

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相对迷茫的时期。

涂睿明当时还不知道的是，一群远在深圳的游戏人，正在用他从未想过的方式，试图回答完全相同的问题：如何向世人讲述这座小镇。

庞大的体系

景德镇难以被简单叙述，对于从2015年开始的申遗工作来说也是如此。

2015年，景德镇正式启动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起初，这是抗衡城市化进程加速、瓷片被盗挖的方式，申遗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的方式入场保护。在第一版申遗方案中，按照惯常思路，把以明清御窑厂为核心的18处遗迹作为申报内容，强调肉眼可见的遗址，以及皇权时代的手工业巅峰。三年后，18处历史遗迹缩减为历史特征较为鲜明的6处，但基调不变。

 “景德镇（申遗）的核心其实是讲中国制瓷业对世界的影响，最简单的逻辑，就是选几个遗址，强调不可移动文物。也可以。但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度，要关注可持续发展，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角度，关注文化怎么融合，物质和非物质融合、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融合。”吕舟分析，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也是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从2015年就开始牵头景德镇申遗的工作。根据多年来参与申遗的经验，他觉得景德镇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那些遗址。

2023年左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贾德·塔贝特在考察景德镇之后，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这个地方其实挺丰富的，这么丰富的东西要不要换一个思路，用文化景观的视角去看？”

魏青是后来申遗文本的负责人，他和团队于是决定整合一个包括瓷业产业结构、技术发展历史、人地关系等多方面的申遗方案，他们做了大量包括建筑、考古、历史、人类学等等学科在内的文献整理和实地调研，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其间，《陶冶图说》给魏青留下了很深的触动。这本由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编写的图书，包含了20幅文人画风格的陶冶图，以及对其工艺的详细记录。

魏青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历史的生产还原到场所里面去？”但申遗有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所有的价值论证都要以不可移动物质为载体。后来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做实地的调研工作。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中的五大片区。

采矿。景德镇东北面五十多公里处的瑶里镇，魏青和团队在许多天的走访后，由当地老乡带着在茂密的杂草丛里指认，发现了一条深十几米、长十几公里的明矿坑，像巨大的裂缝，附近还有一片荒废多年的瓷石加工地，掩藏着44组错落的淘洗池和水碓，“最大的一组可能得有大几百平方米。”荒草除去之后，遗迹显露，场景壮观。

伐木。景德镇北面的蛟潭镇，乔钰陆续待了两三个月，除了调查村落的建筑形态、宗族自组织，她一直在找山林的相关资料，这里的森林，就是景德镇柴窑燃料的主要来源。有三四十个老柴工向她讲过早年砍窑柴的事，然后有一天，有个村书记拿了一只红色塑料袋来，袋子里兜着一样灰色东西，里边是一本“破到已经掉渣”的书。但那本写着《分山图》的旧册子把四万多亩山场画得一清二楚，“山脊在哪，边界在哪，每片山场叫什么，业主是谁，有多少亩，窑柴山林怎么样进行管理，还有有序的抚育与砍伐，就是我们遗产里面所示的真实性。”从此乔钰每天都开电动车按着分山图去实地对照，后来连当地人都惊讶她为什么对每片森林这样熟悉。

城镇。城镇是瓷业的生产中心，“御窑厂系”窑址组合见证了区域瓷业发展的完整脉络，但魏青还想到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体系到底是怎么通过一种社会形态组织起来的？”他把许多民窑也纳入进来，明代有种“官搭民烧”的机制，使得御窑厂与周围的民窑厂共生、互动、相互支撑和促进；把产业的所有上下游都细化，细到买颜料的红店怎么分布，包装瓷器的茭草怎么使用；许多神明和信仰也出现在文本中，开采高岭土的拜玉土仙，拉坯的拜祖师爷赵凯，烧火的拜风火先师童宾，水运的就拜水神，信仰的实体，寺庙（八帮公所、清真寺、天后宫），还可以串联起内与外、陆路与水路相关的三条贸易路线，以论证中国的瓷业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

原先的三大片区扩展到五大片区，遗产要素从二十多组拓展至将近五十组，就这样，景德镇作为文化景观的面貌慢慢清晰起来，这个瓷都曾经专业、繁荣，生龙活虎，跨越了城乡并与全球文明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在学理上确认，并且在现实中落地。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复杂的价值阐述体系，以产业为核心，融合了物质与非物质、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2025年1月底，魏青带领申遗文本团队的十余人，合力完成了最终长达近千页的申遗文本，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随后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进行审查。2026年上半年，公开的评估报告中给出了积极结论：建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Inscription）”名录。

这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申遗获得通过，似乎只差大会上敲下那一锤了。

不过另一方面，那一锤还不是终点。景德镇的这些叙事对公众来说重要吗？

“重要。”吕舟认为，“公众眼光越开放，就越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当阐述遗产价值时，他希望假定的对象是小学生。

“一个遗产的价值，你只有让足够多的人去理解和认识它，这个价值才真正在社会空间里存在，不然它只是在一个物质遗存上、在专家学者的话语体系之下，那它作为遗产非常重要的价值层面其实是虚空的。”魏青说。

有四年时间，厉之昀都在与申遗文本的价值论证打交道。“我写了超过20版的突出普遍价值，尝试了所有6条价值标准和景德镇的契合度。这个过程就像做菜。一开始，拿着已有的几盘‘原料’翻来覆去地尝试不同做法；做着做着，发现还缺少别的‘原料’，那就去找；随着新的物质遗存不断进入视野，又补充了新的可能性。“

距离成稿还有半年的时间，她总是在想，“我们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打磨出来的那一套价值框架体系，它提供了看景德镇的另一个视角。如果最后它的生命力在申报结束后就截止了，我会觉得很可惜。”她给很多人讲过景德镇的价值，但每次都需要一段很长的“前情提要”，景德镇始终是个“活在嘴里的遗产地”——它有丰富的故事和复杂的价值，却缺少一种能让人直观进入、清晰理解的表达方式。

申遗文本及其叙事与公众之间仍然是有距离的。“说实话，没有几个人愿意看的，一句写三行，你很难看懂它在说什么。”乔钰讲。而那些实地考古发现的遗存，偏远、分散，那个几千年来延续的笼罩在整个城镇的产业形态，解释的成本太高。

“有些东西确实没法理解。”吕舟说，“比如说窑的遗址，一堆土、一堆砖，哪儿看着都差不多，脏乎乎的，很难去理解它。而且这个庞大的体系，你要怎么转化给公众？”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务实的，有趣的

两年前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经验，使吕舟意识到，数字化或许是叙事和传播的一种解法。

“十几年前我们就在做数字化，那是解决保护、勘察、设计的问题，现在要把它转到公众阐释的领域，让大家去了解（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12年，最终以“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为名，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中轴线面临的问题，一是实体上的不可见，既不能一眼望到头，也不能航拍观看，这使得中轴线变成了一个需要想象的概念，二是价值阐述的难度。

因此，在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过程中，除了高精度扫描与建模，还采用腾讯的游戏引擎、PCG程序化内容生成技术和云游戏技术，打造了沉浸式体验产品“数字中轴·小宇宙”，将游戏技术转化为助力遗产保护和价值阐释的创新工具。

数字化成了遗产保护和开发领域越来越普遍的方式。7月20日，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韩国召开，正式通过《釜山宣言》，其中强调，“鼓励采取透明、负责任且可问责的数字化实践，以支持预防、应急响应、恢复、长期保护和跨代知识共享。” 

而景德镇，用吕舟的话说，将是一个全面运用数字技术的案例。

2025年4月，厉之昀从申遗价值出发，总策划并落地了包括VR、MR以及AR增强现实在内的多个互动数字化项目——窑址看起来只有泥土和砖头，那就用增强现实；烧窑的过程不理解，那就与科研团队联手打造沉浸式的交互投影。

乔钰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她负责的事务中，有一个最特别的工作，不仅让她花了许多精力，甚至推动她对遗产的理解更加细致、深入，那就是参与监修了由景德镇联合腾讯开发的一款官方申遗游戏。

如何在游戏里阐述景德镇世界遗产价值？

在一份持续时间将近4个月、内容多达两百多个条目的共享文档中，详细记录了申遗团队与游戏制作方腾讯游戏团队之间的来回，从人物的服饰图案，到不同朝代的大事件，事无巨细。

因为关于陶瓷的游戏很少，制作人凃鸣在去年八九月份接到任务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玩法、故事，甚至团队——10月份的时候凃鸣手头还只有一名员工。

但接了这个活，就得定期交付，就像一个作坊接了瓷器单子，就得把它烧出来。凃鸣后来就决定把这款申遗游戏做成一个模拟经营类游戏，一方面它可以把瓷业的产业链和技术迭代完整呈现，匹配申遗，另一方面，它可重可轻。

重，那就保留大量专业术语，依靠上百套系统相互联动，支撑玩法；轻，那就把历史作为背景，叠加叙事线，轻松上手。凃鸣选择了后者，他不想把普通路人玩家直接挡在门外，“那我们科普陶瓷文化、传播申遗价值的初衷也就无从实现了。”况且时间有限，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但轻并不意味着粗糙。十年前，凃鸣在自己的创业阶段就对模拟类经营游戏颇有研究，关于怎么做好，他得出过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核心是三层逻辑。提炼现实元素与关联关系，不能完全复刻枯燥的真实生活，要提取有趣、有记忆点的核心要素，建立系统思维；分层叙事设计，史实严格考据、贴合真实历史，但演绎线强化故事性，降低入门门槛，吸引普通玩家；现实内容与游戏的设计体系绑定，转化为玩家可操作、可感知的游戏系统。”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在线文档所呈现的，如何考据。

“考据这部分我其实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季明阳说，他学历史出身，又做了9年游戏，是凃鸣招募来的文案策划，“在国内做历史类游戏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历史题材游戏往往属于内容向赛道，这部分玩家的特点是，对自己喜好的内容非常忠诚，但同时又非常挑剔。所以要服务好这部分玩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的内容输出、你对历史细节的了解，一定要符合一个很高的标准框，否则你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他们就不买账。”

游戏内还原景德镇历史场景

景德镇瓷业发展的诸多细节，有些已经散逸，有些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乔钰也好，季明阳也好，都要自己在浩瀚的历史中打捞。有一次，对于历史上有没有“赠送转心瓶给国外使节”这件事，他们展开了讨论。季明阳把它写到了游戏故事中，乔钰担心这件事是虚构历史。于是季明阳根据自己在澳门政府官方网站上看到过的与葡萄牙文物交流展的照片，找到一份收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论文，继续找到论文中涉及到此事的文献出处，托朋友在大学图书馆里拍下了史料，证实了乾隆年间皇帝曾向葡萄牙的使节赠送礼品，其中包括一只转心瓶。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好玩。 

有趣是游戏的要义，但因为有申遗要求和历史考据的限制，怎么在有限空间内设置玩法一度让玩法设计师肖辰航和姜江很头疼。姜江在模拟经营中引入了探矿、小丑牌的机制，肖辰航则在单局制瓷中加了大量装饰纹样和笔刷，还可以让用户上传自己的图片，通过AI-3D模型DIY瓷器。团队还在游戏中设置了一个基于景德镇专属模型的AI数字人师傅，可通过游戏AI语音实时驱动表情、手势与情绪，以便回答好奇心重的玩家提出的各色问题。

《瓷都小匠》游戏中的AI数字人师傅。

就这样，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凃鸣和他的团队埋头手搓出了一个游戏来，《瓷都小匠》。一个民窑厂的学徒跟随他的师傅学手艺、接订单，见证了瓷器的南北融合、中外交流，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厂主。

史书上，大部分工匠都是没有名字的。但他们给《瓷都小匠》中的主角起名叫高玉鸣。高，是高岭土的高，玉鸣是鸣玉的倒置，好瓷器可与美玉相较。在游戏中，经过挖矿、碎石、淘洗、捏泥、绘画、灼烧、开窑，那些极其美丽的瓷器就这样从灰扑扑的柴窑里被制造出来，好像地球的骨骼。

“它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瓷器制造——这个范围远远超出景德镇今天制瓷业里的那些人。从遗产的角度看，它把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在了一起。”吕舟评价这款游戏说。未来，也许它会吸引更多相应年龄段的人关注遗产，通过游戏理解传统技艺、纹饰审美，以及它们对世界的影响。

申遗之后，遗产由谁来共享？

2026年7月25日，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主席李炳贤手中的锤子敲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申遗文本的使命完成，《瓷都小匠》上线运营。

“我个人其实并不认为景德镇申遗成功之后，写在文本上的这套价值就变成了金科玉律。我认为它更像一个开放的框架。”乔钰说，“申遗不是一个地方文化挖掘的结束，反而是一个开始。本地人结合兴趣、产业，结合你赚钱的目的（去挖掘），我觉得都非常合理，只要能让大家对这个地方产生认同，会有自豪感，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乔钰提到了文化遗产实践中的公众参与。根据学者谢莉·阿恩斯坦经典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公众对决策的影响力与权力大小，通常可分为以下三个大层次，依次是：无参与层，也就是被当成被教育和操控的对象；象征性参与层，可以发声，但决定权仍在官方手中；公民权力层，公众真正发挥影响力甚至决策权。

 洋“景漂”体验《瓷都小匠》

强调公众参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大会的趋势，遗产要从以专家、国家为中心转移到以公众为中心。吕舟表示，文化遗产的价值本身就是由代际间的社会集体共同创造的——遗产不是由谁单方面认定的，它属于创造、传承它的每一个人。

但谢莉·阿恩斯坦所说的三大层级并不能一蹴而就地从第一层就推到第三层。乔钰跟着吕舟做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后，意识到一种新的途径——让每一个层级都有一定程度的公众参与。

“而游戏作为媒介，能够把遗产介绍给大家，尤其是触及更多的公众，以一种沉浸的方式代入其中。它能够帮助达成一个比较健康的参与格局，非常大众的，大家学习一下，骨灰级的爱好者，或者地方的文化遗产协会，有自我意识的组织，可以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游戏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可能是起点，或者启动器，去实现这样的转化。”乔钰讲。

当然，技术只是途径，吕舟说，“真正的理解，最终还是基于人自己内心的感受。”

做完《瓷都小匠》后，凃鸣和他的团队成员有时候也会想，游戏究竟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景德镇来说，它不是补充说明，而更像是架起一座桥——以游戏天然的优势，趣味性、互动性，用更生动和灵活的方式来呈现遗产，甚至深入它的精神核心。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对遗产的再开发，赋予遗产更当下和更具人文关怀的价值内涵。

在游戏中，高玉鸣辛勤接单，刻苦钻研。就像现实中，英姐和老刘的店铺和作坊照常运行，窑炉照常开启。老刘其实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但他现在会自学大学生的论文。

“钴加到釉里不会发蓝，但是加到坯里会发蓝，有意思吧！”在景德镇的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们讲着那些材料学知识。下车后，我们向他道别，说今天实在麻烦他了。老刘从黑色小轿车的驾驶座上探出头来，说，不麻烦的，讲瓷的事我都很喜欢。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