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 | 追忆墨子刻先生

在中国思想史、制度史以及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领域,墨子刻的理论影响力和学术深度更为突出。对于一位率真、执拗的老先生来说,如果你不能将自己手边的工作放到一边,顺着他的思路和问题与他一直谈论下去,恐怕是很难让他满意的。我相信和墨子刻有过交往的学人,也许和我会有同感吧。

责任编辑:刘小磊

中年时代的墨子刻教授。

中年时代的墨子刻教授。

2026年5月初,收到在慕尼黑留学的学生的消息,说是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已于去年10月过世了。其实,去年10月份的时候,不知怎么,我一连几天想到过他。当时想的就是不知他还在不在世。以他1933年生人的年龄,去年去世也是92岁高寿了。不过,我当时并未去作核查。所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就像5月1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2026)去世,消息即刻便在中文世界传开了。在如今这个信息流传极为迅速的年代,没有墨子刻的消息,我相信他应该一定还是健在的。

然而,和宇文所安去世后消息立刻在中文世界广为流传完全不同,墨子刻去年10月17日离世,我竟然今年5月才从我远在德国的学生那里获悉。说实在的,墨子刻以92岁的年龄过世,并不令我十分意外,但中文世界居然一直未见纪念文字,则着实令我吃惊。

假如说墨子刻生前无籍籍名,倒也情有可原。但是,在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墨子刻生前可以说同样是赫赫有名的。他不仅教育背景足够优秀,分别在芝加哥大学、乔治城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学士(1952)、硕士(1959)和博士学位(1967),在中国制度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声名,更是由其一系列颇具理论性的厚重著作奠定的。一般而言,墨子刻在国际汉学界的知名度未必像宇文所安那样广为人知,但在中国思想史、制度史以及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领域,墨子刻的理论影响力和学术深度更为突出,可以被视为“学者中的学者”(scholar’s scholar)。

当然,我之所以忍不住要写下这篇追忆的文章,并不是因为墨子刻在学术界的名望,而是因为我和他个人之间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交往。如果缺乏个人生命中的真实经验,无论墨子刻如何声名显赫,我恐怕也是无从写起的。

十六页长信

墨子刻最早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知,应该是199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高华、黄冬兰译)。英文原版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197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多人以为这是墨子刻的第一本著作,其实,在此之前,墨子刻已经于197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官僚系统的内部组织:法律、规范以及沟通的诸方面》(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of Ch'ing Bureaucracy: Legal, Normative, and Communication Aspects)一书。这才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不过,这部著作由于一直没有中译本,在中文世界知者有限。

我在大学时就已经看过《摆脱困境》,所以对墨子刻一直有印象。但我和他见面相识,大概是在2000年下半年或2001年上半年,地点是北京大学的校园。当时是我博士毕业的最后一年,墨子刻则是在北大访问。我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主编的身份,和当时也担任编辑的历史系研究生赵大新一道,前往他在勺园下榻的所在采访他。当时谈了些什么,现在都忘了,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往来。

墨子刻和我的通信往复,最初都是通过邮局寄送的纸质信函。那时电子邮件刚刚出现,尚未流行。如今我留存的他寄给我的信件,主要是2002年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期间的。他写信自然是用英文,但中间不时夹杂一些中文。特别是寄给我的信,信封上我的地址,都是他亲手书写的中文。2002年5月9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达16页的信。在信的首页顶端,他还特意标注了“16 pages altogether”,以免我阅读时遗漏。这是他一贯认真、严谨的表现。这一点,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

墨子刻教授给本文作者的信。

墨子刻教授给本文作者的信。

当时我们这样通信往复,讨论了不少问题,尤以中西政治哲学和理论方面为多。墨子刻是史学训练出身,但不仅有理论的敏感,其论述也常常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既有理论的分析架构,又能提出概念和架构对思想史的问题加以分析。有一次开会期间见面,在车上他特别对我说:“了解一个人的思想,你要看他父亲是做什么的。”当时对他这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是一般性的理解,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Arnold Metzger(1892—1974)曾经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学生,从1941年起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并于1947年获得了美国国籍,尽管他1958年又重新获得了德国国籍。这不仅可以解释墨子刻作为德裔在美国的教育履历,更为墨子刻对我说的那句话,提供了他个人的注脚。看来,墨子刻尽管受的是史学训练,也以思想史、制度史名世,但喜谈理论、能谈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

2002年的时候,他正在写一本大书,就是后来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太平洋风云:评当代中西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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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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