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失责，管则出错”：县城里的家校矛盾调解实验

叶桦（化名）曾连续好几天没来上课。

2026年6月再说起这起校园纠纷，寿宁职业技术学校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吴少辉最先想起的，仍是这个细节。

事情发生在2025年9月，校内的一次意外碰撞引发了拉扯。学生叶桦在争执中抓伤了同学胸口。双方家长随即赶到学校，叶桦方认为孩子受了欺负，另一方坚称自家孩子被冤枉，双方各执一词。学校的政教处一时难以判断，便把这起纠纷转交到工作室。

工作室二十多平方米，一张长木桌横在中央，上面摆放着“当事人”“主持人”“调解员”等桌牌，门口的银色牌匾上写着“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

2023年11月挂牌成立后，这里成了学校专门调解校园纠纷的地方。

设立工作室并非学校自发创新，而是寿宁县的一次探索。2023年，寿宁县将“枫桥经验”引入校园治理，先在寿宁一中试点设立“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逐步推广至县内多所学校，包括寿宁职业技术学校。

在寿宁，校园纠纷往往不算激烈。它们常常始于口角、误会和轻微摩擦，也夹杂着家校沟通不畅。让学校真正感到棘手的，是小事背后的反复解释、情绪安抚和责任边界的判断。

寿宁县司法局党组书记何沝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设立工作室的意义在于让学校从复杂纠纷中抽身，把更多精力放到教育教学上，减轻老师的压力。

2026年6月底，位于寿宁职业技术学校内的“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缓冲带”

吴少辉已在寿宁职业技术学校工作二十余年，兼做了十年人民陪审员，有着丰富的调解经验，现在还是寿宁县教育督导事务中心的责任督学。

算上吴少辉，调解工作室共有6名调解员：既有法院副院长，也有担任县政协委员的学校副校长。还有3位家长代表，其中一人当过村支书，另一人在电厂工作，人脉广。

吴少辉他们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把叶桦等涉事学生分别叫进工作室，不限制时间，不限制细节，只让他们把经过原原本本讲出来，“把心里的‘苦水’都倒出来”。

听完两边的讲述，吴少辉发现，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难在误解层层叠加。“不及时化解，小事就会越来越大。”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之后的两三天里，他又多次做家长工作，把他们和孩子请到工作室，从同学关系、成长经历乃至未来发展等角度，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沟通一轮轮推进，家长的情绪才逐渐缓和，两个孩子最终握手言和。

“调解完不等于结束，还要继续跟进。”此后，吴少辉通过班主任持续了解两人的心理状态和相处情况，并请班级同学留意关系变化。直到双方恢复正常交往，这起纠纷才算真正画上句号。

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学校过去应对校园纠纷的惯常路径不同。

坐落在寿宁县城西南角的职业技术学校，与县里另外三所高中相比，职校的生源更为多元。学生中不乏厌学、离异家庭子女、留守儿童等，校园矛盾因此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样态。

过去，校内纠纷往往先由班主任、德育处出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