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京英：睡眠呼吸暂停不只属于睡眠科

做胃肠镜等需要麻醉或镇静的检查前，一些麻醉医生会特别留意一个问题：“您平时打鼾严重吗？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

在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叶京英看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是临床对睡眠呼吸暂停围手术期风险的重新认识。

叶京英提醒道：“围手术期风险有时不仅来自原本要处理的疾病，也可能来自未被充分识别的严重睡眠呼吸暂停。部分患者并非因睡眠呼吸暂停接受手术，而是在骨折、鼻科、胃肠镜等其他诊疗场景中遭遇气道管理难题。”

“这不是睡眠呼吸暂停手术中的问题，而是其他科室在诊疗过程中没有意识到患者可能还有这个问题。”叶京英说。

睡眠呼吸暂停，可能藏在很多科室的常见主诉里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之所以容易被忽视，一个重要原因是症状缺乏特异性。患者可能因为顽固性高血压、晨起头昏脑胀、反流、慢性咳嗽、阵发性咳嗽、晨起口干、嗓子干、鼻腔不通气等问题就诊，却很少主动想到去看睡眠医学相关门诊。

4月9日，由医师报联合南方周末发起、BMC瑞迈特支持的《2026年中国民众呼吸健康认知和管理洞察》报告，也印证了首诊路径分散的问题。数据显示，就诊者首诊选择呼吸科的比例为38%，另有19%选择心内科、12%选择神经内科，睡眠门诊仅占7%。也就是说，很多患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进入睡眠医学诊疗路径，而是在不同科室之间辗转。

“症状缺乏特异性，这是睡眠呼吸暂停不太受重视，或者患者分散在各个科室的根本原因。”在耳鼻喉科场景中，叶京英也观察到类似问题。部分患者因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或打鼾就诊，如果医生只处理局部解剖问题，而没有评估是否合并严重OSA，围手术期管理和治疗方案就可能出现偏差。她还提醒，睡眠障碍并不都由气道问题导致，若患者同时存在不宁腿综合征、周期性肢体运动或其他睡眠相关问题，单纯针对打鼾或气道问题的手术未必能解决全部症状。

因此，叶京英强调，并不是“所有科室都要治疗OSA”，但每个可能接触相关患者的科室，都应具备基本识别和鉴别诊断意识。

约1.7亿潜在患者，不能只靠大医院接住

患者的数量决定了解决路径不能只依赖大医院专家门诊。叶京英提到，我国OSA患病人群估算约为1.7亿。如果基层医院和地市级医院的诊疗能力不建立起来，如此庞大的潜在需求难以被真正承接。

围绕基层能力提升，她参与的专业组织开展相关继续教育和巡讲已超过十年。近年，她参与探索了更“下沉”的模式：不把培训集中在省会城市，而是选择地市一级具有影响力的医院；每次邀请高级别专家，用一整天时间深入交流。专家不仅讲指南，也讲真实病例、诊疗路径和睡眠中心运营。

这种形式弥补了传统学术会议“专家讲完就走、互动不足”的缺点。叶京英说，在许多场培训中，院长和书记也会到场，他们关心的不只是疾病诊疗，还有睡眠中心建在哪个科、门诊如何开、患者如何在科室间转诊、绩效如何分配等运营问题。

AI先回答两个最基础的问题

但靠专家巡讲仍然不够。面对庞大的潜在患者群，叶京英把另一个方向指向人工智能。

她介绍，团队正在探索把睡眠医学的决策逻辑接入大语言模型：输入十几至二十余本相关指南和近百篇随机对照研究论文，再由专业医生逐层校正。现阶段目标并不是让AI给出治疗方案，而是先帮助基层医生回答两个基础问题：这个患者要不要做睡眠监测？如果要做，是选择多导睡眠监测（PSG），还是便携式睡眠监测设备？

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落到基层并不容易。指南中列出适合睡眠监测的人群和症状，但实际患者往往伴有多种疾病和多种主诉，很难机械套用条文。便携式监测具有便利性，但也有边界：如果结果阴性，并不一定能完全排除OSA；对症状高度可疑或情况复杂的患者，仍需进一步进行PSG等更完整评估。

叶京英强调，这并不是让AI替代医生，而是在可解释、可校正、可验证的前提下，为基层医生提供决策支持，“它给基层医生做一点点辅助，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从围手术期风险识别，到基层医生培训，再到AI辅助判断，叶京英关注的是如何让患者在不同诊疗入口被及时识别，并进入合适的诊疗路径。约1.7亿潜在OSA患者，需要的不止一种承接方式。

本文转载自《医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