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越人安越” | 戴海斌读《苦雨斋背后的故事》

孙旭升看到他瑟缩的身子,像是有点支持不住,所以没有多言,在暖炕上留下从苏杭带去的一罐茶叶、十包酥糖,便匆匆告辞了。这是二人的初见,也是最后一次。

责任编辑:刘小磊

晚年周作人。

晚年周作人。

余生长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说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无异于吃腌菜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

    ——周作人《桑下丛谈·小引》,1943年3月8日

吾乡周作人自道因为“乡曲之见”,平常喜欢搜集一点越人著作,连带“平常胡乱写文章”,也多“关于故乡人物者”。(《桑下丛谈·小引》)鄙人当然不敢攀附同乡,但在读书上也不免这种偏嗜。前些日翻阅孙旭升近著苦雨斋背后的故事:孙氏偶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颇觉兴味。作者一名孙五康,1928年生,为浙江萧山(旧属绍兴)人,定居杭州,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他与周作人有一段忘年交,此书便记述了其人眼中的“知堂老人”,其中“我所知道的知堂”“周作人的越人安越”“知堂谈戏”“周作人谈绍兴茶食”“知堂托我买龙井”诸篇皆为我所喜,尤其难得的是,“周作人信札录存”一章收录了1954年夏至“文革”前夕的12年间总共52封知堂书信,对于我们了解暮年周作人多了一份珍贵的“本证”,也为其所自画的“寿则多辱”的晚景添了一些别样的色彩。

我读《苦雨斋背后的故事》,最有感触的是当时“去乡已有四十余年”的周作人在函札往复之间关于萧绍风俗、名物的絮絮私语,“君是故乡人,应知故乡事”,言语中既带着亲切,又不免有经时光磨洗后的陌生感。交往过程中,周作人送给孙旭升一些书籍和字幅,后者作为同乡晚辈,便买了一些茶叶、霉干菜之类的土特产作为回赠,托邮局寄去,聊表心意,也希望给当时处在窘境的知堂老人一点物质上的慰藉。周作人的回信里说得坦白,还带点矜持:

承询喜吃何物,亦难具体的说明,大抵江浙的吃食皆所素嗜,在此刻亦说不得许多,只是能够得到的东西就好,但又要不很费力气与钱——却是购办得来的。闻浙江鱼虾尚可买得,但此物不能远寄,无可奈何而。(1961年10月16日)

大约从1960至1965数年间,孙旭升不定期地从杭州邮寄“投喂”,或帮助零星代购,周作人有机会在北京“享用”到难得的家乡土产,去信中再三致意,称赏不置:

承赐干菜与茶叶,皆是难得的佳品,感念嘉惠,如何可言。小包已于今日收到,唯尚未尝试。故乡食法最普通的是煮干菜肉,而数月无肉(牛羊亦无有),无从实行,素食则以煮豆腐,但豆腐之不见亦已更久了。或者拟煮罐头肉试之,唯此不免辱没干菜耳。(1960年6月29日)

承赐寄糖果,全家九人已经分享,谢谢,佳品殊不可得,此间亦甚为珍贵也。(196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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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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