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一粒高粱，如何改写一条村的“规矩”？

 2026年8月7日，在高粱地的环绕中，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表彰表现突出的高粱种植户。（活动方提供/图）

中国人和大地之间始终保留着一条无形的脐带，当大地丰盛，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将获得滋养。

一颗红缨子高粱从种下到成熟需要三个月时间。而它在乡村种下的生命力，则将在更远的时间周期里持续生长。

文｜梁小起

从库房出发，翻过重重山头，一包包红缨子高粱种子来到村委的院子里。它们被捧到农户手中，洒向田间地头，扎根、抽芽、拔穗、泛红，然后垂下头、弯下腰，等待再次回到农户的手心，填满粮仓，酿成美酒。

红缨子高粱走过的这条路，十多年前满是泥泞，十多年后沿途是水泥路、梯田和新房。2026年立秋，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在贵州仁怀市鲁班街道隆堡社区举行，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华透露，红缨子高粱已累计带动农业总产值突破750亿元，惠及850多万农户，增收超100亿元。

生命力，从来不只在泥土里。自茅台与红缨子高粱产区进行订单合作、输入种植技术和资源以来，不只改变了乡村的样貌，也形塑了乡土的伦理与秩序，勾勒出“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图景。

“人不亏地，地不亏人”

早在1841年，《遵义府志》就记载过茅台酒使用高粱酿造。山中不少农户世世代代种植高粱，拥有“祖传”的经验：用自留种子，看天时耕作，凭经验播种育苗、施肥除虫。

踏入21世纪，全国各地开始建立连片的农业基地，推行“订单农业”，开展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高粱种植也不例外。茅台自建设有机高粱种子基地以来，一直向农户提供其培育的红缨子高粱种子。

当新的种子陆续进村，人与土地的关系开始变了。

一方面，“企业+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从品种、标准、收购渠道都要统一规划。另一方面，贵州山地多，耕地呈碎片化分布，同时部分山区的高海拔又让当地作物的品种受限，尝试新事物的机会成本更高。村民的信任是关键。

曾经是村主任的吴少学对此深有感受。当年，他所在的打鼓村启动茅台有机高粱基地建设。在转换有机种植期间，田里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为此，有村民当面质疑他：“吴少学，你说得轻巧，高粱烂在地里你管收？”

不过，也有人从中敏锐洞察到了发展的机遇。粮农龚开江在茅坝镇杨柳村担任书记期间，偶然听说红缨子高粱培育出了新一代的良种，正在寻找可以落地试验的村庄，于是主动上门找红缨子公司，希望他们到杨柳村看看。“新东西都是要去尝试，不去尝试就不晓得你铁头噻！”

同样作为村干部的吴少学则是蹲在田间地头，一个个给农户们解释：茅台是大厂，认证过了价格不会低；转换期村里主动找销路，联系仁怀本地小酒厂，便宜点好歹保个本。“人不亏地，地不亏人。”

“地不亏人”，也是红缨子公司育种团队的目标。

1986年，涂佑能从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仁怀的三合农推站，开始了一生的育种事业。他花了13年，先后找到了“牛尾砣” 的变异株和“小红缨子”的优良异形单株，又经过9年时间杂交选育。2008年，红缨子高粱通过品种审定，当年测产亩产386公斤，比最初立的250公斤的目标高出一半。

同时，茅台与村委合作，花了数年时间推坡、通路、连渠，将山地整治为平整有序的梯田。除了提供种子，茅台还免费提供从酒糟中循环再生的有机化肥，以及配套的生物制剂。而茅台的高粱订单收购价，从2002年的2元每公斤逐步提升至2026年的11.2元每公斤。

技术和帮扶政策，为新观念铺好了路。有粮农率先找到了村委，问明白订单合同、保护价政策之后，立刻拍板签约。张村村的罗顺吉就是其中之一。“种地怕啥？怕的是种出来没人要。”他说，“茅台给订单、给技术、给保底价，这账算得过来，我看准了！”

粮农罗顺吉与乡亲一起。（受访者提供/图）

先行者破开了一条缝，让新事物的光照进村里。而科研团队用时间成本，换来农户的“减负”和信任。

在茅坡村，率先尝试新种子的粮农王元江从一开始就观察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里位于海拔1000米以上，天凉，发芽少，而且长出来的秧苗有的多了、有的少了，还得人工去匀。

这回王元江领到手的不是种子，而是为高海拔产区提前育好的苗，这些秧苗长起来，比以前自家种的更高、更粗壮。还有村民发现，由于品种的性状稳定，跟小时候比，现在的高粱地远看更整齐、更茂盛了。

不用等到收割，王元江就知道收成一定比往年好。数据上也确实如此。从2008年至今，红缨子高粱不断迭代，亩产持续提升。2025年8月，第七代红缨子高粱“红缨子519”发布。不过跟第一代相比，如今红缨子不仅仅要考虑亩产提升，还需要考虑更本地化、更深层次的需求。

涂佑能回忆，2017年，他和团队循例到田间或者农户家里调研的时候发现，村里做农活的已大多是中老年人，需要为他们减轻劳动的负担。

而当时的红缨子高粱比较高，人工收割起来不顺手，而机械收割也会掺杂杆叶，导致打出来的高粱湿度大，容易闷坏。因此，这一代种子株高降至210.1厘米，矮壮抗倒伏的特性完美适配机械化收割，让亩产逆势提升至367.55公斤。

涂佑能（左五）参加现场鉴定会。（受访者提供/图）

当种子实现人们丰收的愿望，对土地的科学认知也在农户心里扎下根来。

每年在农作的不同阶段，育种团队、农技员和村委多方都会组织院坝会、田间会等，向粮农提供技术培训。人们不再质疑那些看起来比以往繁琐的流程，相反，多位粮农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比经验更细致、更准确的农业知识，大到每年种完高粱后土地要轮作，小到高粱种植要保持多少间距、有机肥要兑多少土，一一都有了参考。

丰收，成为最有力的理由，让农户从直觉式的经验主义转向科学为主、经验为辅。在“靠天吃饭”的底色之上，多了一重“靠知识吃饭”的亮色。

“情”“理”之中

红缨子丰收了，乡亲们用脚投票，技术和知识从一个人、一户人推广到一条村、一个镇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开始随之发生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潮让许多乡村出现“空心化”，人与人的交往频率下降，但高粱种植基地模式将人们重新“聚”在一起：有机种植需要相互监督以保持统一的标准，订单、物资需要统一分配，高粱需要集中收购。这要求村民之间必须协作和团结。

农户在村里的水泥篮球场上搭起长桌，晾晒收割回来的红缨子高粱。（梁小起/摄）

其中，村委作为带头和组织的角色得到强化。每年分配订单最受人们的关注。

在茅坡村农户杨峰的村组微信群中，村委一年到头转发各种通知，只有那么一件事必须线下面对面开会商讨，那就是每年高粱种植的订单分配。这成了村里的头等大事，每次开会，村委必须确定每家每户都有人到场，并且签字做实。

随着红缨子种子的改良，以及土地整治、有机种植的模式普及，亩产增长的速度得以快速提升，一些手里有余粮的农户，希望得到更多来自茅台的高粱订单。但是，每年合同订单有限，于是，一些村民对订单的分配产生了分歧。

费孝通曾形容，“亲密社群的团结性”依赖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人情”。在茅台高粱基地覆盖的村子里，有不少村子宗族姓氏集中，甚至一整条村子都来自同一个姓氏，杨峰所在的村子就是其中之一，“往上数三百年都是一家人”，互相按辈分称呼，看似有着讲“人情”的条件。

但当一个村子需要一致与村外的世界沟通，“人情”就需要与规则、法理接轨。在现代化的生产和自治模式的影响下，人们学会了在规则、道德和情分中建立新的共识。

面对分歧，村民对村组长、村委的信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杨峰所在的村组里，组长是杨姓宗族里的“二公”，辈分并非村里最大，但他为人正直、公道，说话有分量，因此十多年间一直被推选为组长。

村里依然敬重“长老”们，但集体的决策不再依赖于个体的威信，而是融入了规则和纪律。包括“二公”在内，不少村委和村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条客观又直观的标准：基于茅台的订单合同，按实际种植面积和能参与劳动的人口分摊比例，一视同仁。

不过，规则和市场逻辑的引入，并未取代乡土社会的人情味。在高粱种植基地，村民们共同实现致富的目标，也由此对村庄产生了更强的主体性，愿意自觉维护村民的利益，建设村庄。

不少村落以老年人口为主，难以完成农活，村里有余力的农户相互帮忙管理的现象时有出现。2026年被评为“红缨之星”的农户薛开华，就曾在村里主动牵头组建乡村农耕互助小组，集结热心的邻里，在农忙时节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完成繁重的抢种、抢收任务。

粮农薛开华正在高粱地里除杂草。（受访者提供/图）

洪江村的王守东则是返乡种高粱、成为种植大户后，大量吸纳本地的村民老乡就近务工，在栽种高峰期，他的地里每天用工甚至达到一百多人，被称为“王老板”。他按照工时结算工资，村里帮工的乡亲们每月可以增收约3000元，补贴家用。

此外，王守东还提供“配套福利”：早晚派车接送务工的乡亲，中午免费提供热饭菜，常年备着藿香正气水、葡萄糖等防暑药品。“都是乡里乡亲的，年纪大了，不能让他们受委屈。”他也从未呵斥过年长的工人，遇到高温，便让大家自由休息，“累了就歇着，不急这一会儿。”

在基地里，“集体”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不再只是“熟人社会”，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标准的协作网络。村民一边接轨新时代的法理与公义，一边重拾乡土的朴素道义与温情。到了丰收时节，当一颗颗高粱酿成美酒，人心也汇聚成河，滋润彼此。

让土地与人一起生长

传统乡村伦理建立于差序格局之上，人与人的关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头入水泛起的涟漪，按亲疏远近和资历深浅，建立内生的秩序。如今在技术的催化下，茅台高粱基地的村落打破了这一传统格局。

一方面，红缨子种子从播种到成熟，背后是一整套科学知识、标准体系、政策规则。比起辈分和亲疏，能理解标准、能解释政策，成为人们更看重的“权威”。比如在茅坡村的村组大坪组，一位外姓的年轻人因为懂技术、懂政策，所以被推选为村组组长。

另一方面，酒用高粱产业带来收入的增加、生活质量的提升，也在客观上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返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在《陌生的熟人》一书中提到，21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缺乏作为行动主体的青壮年，导致村民主体性、公共性和归属感的缺失。而在高粱种植基地，青年返乡正重新激活村里的活力，甚至成为村民依靠和信任的力量。

“80后”刘念原本在外地打工。在村里发展茅台订单的初期，他得到消息后回到家乡，主动协调乡亲们一起参与进来，让农田连片，抱团增收。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刘念还自掏腰包联系农机设备，免费为村民翻犁土地，并无偿为每户村民配送产业扶持的物资。

等基地落成后，刘念又率先尝试高粱地膜覆盖技术。原先的种植方式下，高粱不够抗旱，出苗率低，产量不稳定。经过刘念的试验，地膜覆盖获得了不错的成效，于是他又手把手将这套方法传授给村里的其他农户。

而粮农王发会更是主动劝说家乡的年轻人返乡种高粱。“一个人丰收不算本事，年轻人愿意留下来种地，整片土地才能活起来。”

过去，村里因为缺少劳动力，许多土地被闲置下来，如今经济效益变好了，王发会有了可以说服年轻人的理由。返乡的青年在他手把手的传授下，一点点把高粱种了起来，在家门口实现了收入稳定增长，“旱涝保收”。

粮农王发会看向远方。（受访者提供/图）

红缨子不仅让年轻人成为村里的中流砥柱，还吸引年轻人将新思路、新业态带回村。

刘天天（化名）是土生土长的茅坡村人，大学毕业后就在城里结婚、工作。直到2024年和2025年，茅坡村两次成为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的举办地，吸引大批前来报道的媒体和参观的游客。

在丰收节上，刘天天和父亲看见了家乡种高粱的付出与收获，也发现了如今整齐划一的高粱梯田不仅有好效益，还有好风光。

与此同时，附近村庄也缺少面向年轻居民和游客的公共空间和休闲场所。刘天天和妻子之前很喜欢到重庆、成都等地旅游，他们想，家里正好有一座老宅，为什么不以此为起点，把新的休闲方式带到村里来？

于是，一家人齐心协力，在原来的房屋结构和植被条件下，招募乡亲们帮工，将老宅改造为一家原木风的茶室，并取名为“闻城禾院”，“禾”，正是指家乡的高粱。

茶室在试营业期间，除了提供喝茶聊天的地方，每月还会举办不同的非遗文化体验沙龙。刘天天希望，茶室能够吸引更多周边村镇乃至城市的人来到茅坡村，了解家乡，同时也能为村里和周边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让人们能够体会高粱和土地的另一种魅力。

2026年8月，立秋刚过不久，茶室正式营业。而在茶室外的重重梯田里，高粱已经泛红，正等待新一年的丰收喜悦。

闻城禾院坐落于原先的老树林之中。（梁小起/摄）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露璐曾基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总结出中国传统乡土伦理的三个层面：勤勉重农的生产伦理、信任互助的交往伦理、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管理伦理。

而如今，从一颗红缨子高粱种子开始，在政府、企业、农户的齐心协力下，农民的勤勉能够得到更大的回报，村民的信任互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乡镇的文明也注入了科学和理性的基因。

中国人与大地之间始终保留着一条无形的脐带，当大地丰盛，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将获得滋养。一颗红缨子高粱种子从种下到成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而它在乡村种下的生命力，则将在更远的时间周期里持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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