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当外卖骑手:一次车祸,投诉17月,补偿难定
邢斌发现,有的骑手为了接到单价更高、更节省时间的订单,会给站点负责人“送礼”,通常是两条烟。
“单王都是70后。”邢斌刚入职时,有人打趣说他有可能冲击榜单。他后来意识到,这是指这一群体上有老下有小,“是最无法退出的”。
站长的催促电话打来了,邢斌解释被车撞了,对方问还有几单,邢斌说三单,电话那头说,那让司机开车拉着你送。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2月,邢斌在送外卖。受访者供图
套上骑手服,租辆电动车,送着餐,憋着尿,生于1976年的大学老师邢斌,再次扮演一名骑手。
他设想在山东省临沂市做一场为期三个月的社会实验:成为三家不同外卖平台的全职骑手,体会这一群体的工作强度与生活处境。但第83天,2025年3月2日,一场意外让实验落入更残酷的维度:车祸让他左脚骨裂,他需要休息几天,需要证明自己与平台的劳动关系,需要申请补偿……现实却是他被站点辞退、投诉没有进展,是否应有职业伤害补偿也至今没有说法。
2022年底,作为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曾注册成为三家平台的外卖骑手。一个月里,他的账号共完成365笔订单。2023年8月,他将这段经历发到互联网,引起网络热议。随后一年多,他参与了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讨论,翻译过其他国家关于新业态劳动者保障的法案,还就骑手关心的意外险、“超时罚款扣分”、职业伤害等问题提过意见。直到2024年12月,他重新穿上骑手服,那个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世界,好像再次回到眼前。
为了维权,一年多时间里,他与当地政府热线通话超过18次,去了两次劳动监察大队的办事大厅,找过律师咨询,还考虑为这事去信访。“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会去挑战这些不合理的规则,但那些无可选择的群体,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2026年7月21日,邢斌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自己的思索。
“我终于解脱了”
外卖配送站的后台就像一台精密的控制器,由一名副站长负责给每位骑手派单。
在邢斌的跑单生涯中,每完成一单,会变成2-3元不等的入账;配送站的显示屏上,这一单也会变成他的KPI,成为骑手竞争每日“单王”的数据,垫高全站近80位全职骑手的送餐总量——配送站间也要竞争,“顶部的几家配送站负责人会得到更多奖励”,邢斌介绍。
2025年2月上旬,通过社交平台上的招募信息,邢斌来到临沂上海路万达广场站点。他希望研究站点对专送骑手的劳动管理、派单方式、用工关系和权益保障。这是此次社会实验的第三站,他已经在临沂大润发配送站和肯德基临沂配送站各工作了一个月。
2022年送餐的经验还有用,但专送骑手的工作显然更加组织化:一天9个半小时工作,时间被分成午高峰、下午茶1、下午茶2和晚高峰四个时段,出勤一天需完成至少三个时段的任务。他买了一套工作服,租了辆能跑上百公里的大马力电动车,每隔一天参加一次配送站点的早会,以及签几份合同……
专送骑手每日的KPI是18单。“少一单就算旷工。”邢斌说。但这个站点会加码,要求每位骑手每天不低于25单。一天的工作通常从上午9时30分开始:大家到站开早会,半小时后吃饭,10点30分开始接单,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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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