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变局，从零开始：放下身段的赴港“高才”

香港一处建筑工地上，年过四十的高旭峰正和年轻工人一起做杂活。

没人会想到，高旭峰曾是内地年薪不菲的工程项目高管，为换一条人生赛道辞掉工作，举家赴港。

这样的人生转向，正发生在不少内地中年职场人身上。

2026年以来，香港身份相关政策持续释放信号。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最新明确规定，自7月1日起，高才通、优才计划持有人申请永居时，审核将侧重与香港的实质关联与价值贡献，不再以居住天数为唯一标准。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截至2025年底，高才通计划累计申请超15万宗，获批超12万宗，整体获批率约80%，内地申请者占比超93%。

这批赴港者多拥有名校学历，在内地互联网、工程、制造等行业深耕多年。以企业中层、个体经营者为主，带着履历与积蓄赴港，将香港视作子女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新出路。

但落地后的求职现实，迅速打破了乐观预期。

专场招聘会人头攒动，适配的全职岗位却寥寥无几，主动接洽的几乎都是保险、金融销售类职位。

受访者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两地产业结构错位、本地执业资质壁垒、职场隐性年龄偏好，是内地职场精英屡屡受挫的核心原因。

受访的高才与优才群体中，有人放下过往光环靠零工过渡，有人转入保险、证券等赛道依托内地人脉重启收入，也有人自主创业以自雇形式维系签证。

在身份红利的想象与现实落差之间，这批中年赴港者，正经历着一场人生变局。

“中年变局”

王瑞祥在香港租住的房子。（受访者供图）

香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推出第三个月，王瑞祥就把整理齐整的申请材料递了出去。

高才通计划分为三类申请通道。A类为申请前一年年收入达250万港元的高收入人士，无学历限制；B类为全球百强大学本科毕业且具备3年以上工作经验者；C类为百强本科毕业但工作经验不足3年者（年度限额1万名）。

王瑞祥属于B类高才。多数人还在观望这条新通道时，王瑞祥成了最早一批摸到门槛的人。

在此之前，“香港”不在王瑞祥的人生规划里。1995年王瑞祥便定居上海陆家嘴。在媒体行业待过，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关公司，常年对接企业高层和媒体资源。

变化是在疫情期间慢慢显现的。在上海重点中学读书的孩子开始厌学，情绪低落，后来连房门都很少出。“要给孩子换条赛道。”王瑞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第一次意识到孩子常规的升学路，可能走不通了。

2022年12月28日，香港高才通计划正式实施。在外企工作的妻子第一时间把政策消息告诉了王瑞祥。王瑞祥对着条款一条条核对：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俄语专业，符合B类申请的院校要求。工作年限也早超了五年，条件刚好够得上。

准备材料只用了半个月，批复下来的速度比王瑞祥预想的快得多。

签证到手的时候，孩子正准备读初三。夫妻俩开始往香港跑，约插班考试，参加面试，实地看学校。那时候高才通政策刚开始，学校学位还很宽裕。

开学前，孩子拿到了一所资助中学的录取通知。由政府承担九成办学经费，还有校友捐赠，每个月学费只要两三千港元。王瑞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赶上了政策刚放开的好时候。

事实上，在高才通成为内地中产圈热议话题的六年前，已经有人踏上了赴港的路。高旭峰是其中一个。

2017年12月，高旭峰收到了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简称“优才计划”）的正式批复。彼时优才计划年度配额仅1000个。2018年1月，高旭峰辞掉内地的工作，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拖着行李箱到了香港，正式安家。

此前高旭峰派驻在南部非洲工作，税后年收入可达八十万元，职业发展正处于稳定上升期，放弃内地的一切赴港，在很多人看来，这笔账并不划算。

去香港之前，高旭峰想得简单。先把家安顿好，工作慢慢找。香港是国际都市，机会多，总不至于太难。“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对本地的就业市场，实在太乐观了。”高旭峰说，落地后的落差和不适应，是每个初来者都要面对的。

和高旭峰当年的“冷门选择”不同，等到曹志士决定申请时，高才通计划已经在内地的高校校友群、职场社群里传开了。

高才通的消息，曹志士最早是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友群里看到的。那段时间群里天天有人聊申请攻略，晒获批通知，一批接一批。

曹志士观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