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知与行：从藏书楼到博物馆的文脉流动

一百多年前，在宁波镇海，桕墅方氏的子孙回到祠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楹联，上联是：“科弟尚哉必忠孝廉节自任几端方可无惭宗祖”，下联是：“诗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落款为“明余姚王阳明先生语，十一世孙仁懋、仁恒立”。

人们一次次踏入祠堂，一遍遍将祖训记在心底。这座宗祠里，走出了方椒伯、方液仙等多位“宁波帮”代表，他们以心学为锚，以实业为引，投身国货图强、民族图存的浪潮。一百多年后，同在宁波镇海，世界各地的宁波人士回到家乡，走进博物馆，他们听着似曾相识的方言童谣，端详着展柜里祖辈留下的寻常物品：布鞋、旅行箱、护照、裁缝剪刀……这里并非宗祠，却已经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宗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宗祠。曾经，天一阁以藏书浩瀚引万人敬仰，后来，博物馆这一“舶来品”出现在宁波，成为展现东方风骨的空间载体。从藏书楼到博物馆，宁波人的志趣始终涌动其间。

天一阁博物院。（周昱全/摄）

百家一脉

日本学者早坂俊广在《文化之都：宁波》一书中指出，从宋代到明代，宁波“和其他城市相比，存在压倒性数量优势的众多‘记录’”：钱德洪记录王阳明言行《传习续录》、万斯同一身布衣修《明史》、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

“崇文”不只在纸面上留下痕迹，更塑造了城市空间。位于宁波市中心的月湖，周围官衙、府学、诗社、藏书楼等星罗棋布。

这里曾伫立着一座名为“崇教”的寺庙。1898年，在严信厚等商人的支持下，宁波知府程云俶在崇教寺创办了宁波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取名“宁波中西储才学堂”，“崇教”的意味也从出世的信仰，变为入世的育才。

这所学堂也成为宁波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节点。至今宁波已培养出122名院士，位居全国第一。在月湖边，无数人才受到心灵的启发，并以此为起点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寺庙，另一个重要的精神空间当属家族宗祠。而天一阁虽非传统意义上供奉祖辈牌位的宗祠，却在代代人的接力中成为一个心灵锚点，彰显着一族、一脉、一地的信念和使命。

明朝嘉靖年间，天一阁阁主范钦在去官还乡后，因爱书而藏书。在数百年的沧海桑田中，天一阁在范钦后的十三代子孙的守护下，历经战乱、灾害与时代变迁，保存至今，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无疑，当后人谨遵祖训、倾注心血，天一阁早已成为范氏族人实质意义上的“宗祠”。

但是，天一阁并未因此而局限于一家趣味。1933年，天一阁遭遇台风，范家修缮资金窘促，宁波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支持天一阁的修复与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一阁正式从私人藏书楼转变为“城市故宫”。

与天一阁一墙之隔的，是宁波近代另一世家大族——秦氏的家族支祠。在这座家祠的门厅，悬挂着“慈善为怀”的牌匾。从这块牌匾下，秦家走出了几代民族实业家，曾是上海滩九大钱业资本家族之一。

当钱庄业已退出历史，秦家的公益传统仍在延续：在天一阁负责人的共同推动下，秦秉年先生遵父亲秦康祥先生嘱托，向天一阁博物馆捐赠八千余件文物，其中包括24件国家一级文物，在此之前，宁波仅有国家一级文物11件。

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隅。仅2021年至2024年，天一阁博物院就先后接受了近600名热心人士及单位的慷慨捐赠，件件藏品，均见证着宁波人民回馈乡里、代代相传的图景。

类似的接力，也出现在宁波其他博物馆中。

2009年，宁波北仑区正在筹建一座港口专题博物馆的消息一路南下，传到了身在香港的郑介初耳中。郑介初曾在燕京大学就读新闻系，自青年时热爱收藏邮票、文书、明信片等，是人们所熟知的邮品收藏家。

改革开放后，郑介初向宁波多座博物馆捐出大量藏品。在北仑区，郑介初刚完成手术不久，就投身到港口博物馆的筹建之中，并提供重要资料及藏品。郑介初的女儿郑玫回忆：“他常常说，你要知道，40岁以前你是为自己而活，40岁以后，你要想一想，要为你的国家和你的民族做一点什么？”

郑介初给出的答案是“搜集宁波文化遗存”，“当一名宁波文化建设的马前卒”。在其主编的《宁波旧影》首发仪式上，郑介初曾言：“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悠久的历史文化更是我们城市牢固的根基，它会使宁波具有更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个答案并非只属于郑介初一人。从范家、秦家、郑家到百家姓氏，传承文明的自觉并非一家之姓的偶然，而是一座城市的必然。

万众一志

“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说这话的是黄宗羲。1673年，他成为第一个登上天一阁的外姓人。

当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一方面解放了人们从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可工商业为社会繁荣作出的贡献，从而传承和转化了王阳明“异业同道”的内核，继续赋予不同阶层追求仁义的动力。在浙东实学的影响下，宁波催生出“从商行儒”的独特气质。

天一阁的破例，恰恰展示出范氏一族对“人人皆可为圣人”的认可与传扬，也反映出在这个家族心中，天一阁从来都属于天下。这样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公共博物馆的诞生。

清末，状元张謇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投身到实业中，以矫正当时儒生中“只说不做”的弊病。1903年，张謇受到日本博览会和博物馆的启发，极力向清政府主张效仿设立相关机构而未果。

和同一时期呼吁政府建立博物馆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同，张謇没有陷入被动等待，而是再次践行“知行并进”的思想，“从他自己力量可以办得到的范围做起，做一个榜样”。而张謇建立的大生纱厂为他提供了物质基础，张謇自费建立起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希冀“觇古今之变迁，验文明之进退”。

在实学的照拂下，百年后的宁波人士依然保持着“初行于商，终成于文”的行事风格。

1997年，在鄞州区，宁波首座民办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幕，由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出资筹建。如今，宁波79座正式备案的博物馆中，民办博物馆高达52座，占总数的65.8%，数量在全省各地级市中位列第一。当中企业办馆占多数。

宁波的民营博物馆除了数量多，更呈现出当地“精一之功”的哲学。

在宁波的北部，慈溪崇寿镇有着世界唯一一座打火机博物馆，博物馆的拥有者和运营者是宁波一家民营企业。该企业自30年前创立以来一直深耕打火机技术，为了攻克恒流阀技术，打破海外的垄断，这家企业不惜花费八年近亿元，最终推出全球首创的AS恒流阀打火机。

在多年钻研下，企业自身也成了所在行业的“博物馆”：一个小小打火机，拥有一千多项专利。这也成为他们与荷兰打火机博物馆基金会携手多年，并最终让世界打火机博物馆落户宁波的底气。

而在宁波的南部，东钱湖畔伫立着国内唯一一座艺术教育博物馆，由华茂集团创立。华茂创始人徐万茂原先出身四明山区里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在家境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然尽力为他请了六年私塾先生，临终前还不忘叮嘱他“不要忘记教育”。

因此，徐万茂从1971年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美育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其旗下的“七色花”教学产品达到10亿元产值。进入21世纪后，华茂在宁波建立起多所学校，并建立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艺术空间。

除此以外，宁波的博物馆文化更与本地发达的制造业结合。2014年，宁波照明企业赛尔富结束了与外国家居品牌的代工合作，转向研发陈列展示照明系统，致力于“让博物馆用上好灯光”。经过多年的迭代，赛尔富成为国内首家同时获得“欧洲VDE TDAP实验室”资质与“美国UL CTDP实验室”资质的民营照明企业，先后为《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国家藏品提供“见光不见影”、智能化的照明系统，还原千年前的本色光彩。

可见，博物馆已经代替宗祠，成为宁波人共同的精神坐标。通过博物馆，“异业同道”的信仰跳出了一家一姓的藩篱，却又让宁波的千家万户联结起来，如同一家姓，分享共同的价值追求。

因此，在宁波，博物馆的意义也不再只是观“物”，更是观“象”，纵观文物线索呈现的万千气象，找到历史整体的诠释。

开馆于2009年的宁波帮博物馆，从一开始就没有“镇馆之宝”。衡量展品的标准，不在于物品价值的贵贱，而在于其是否代表了宁波人的精神内核。

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一双布履，看见邵逸夫创业早年带着流动放映机四处奔走；从一张回乡证，看见“希望工程第一人”赵安中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从许许多多的护照和行李箱，看见宁波各界人士穿梭于世界各地……通过这些展品，宏大的“宁波帮”叙事，落到外出、谋生、求学、经商等具体人生经验之中。

宁波帮博物馆“走向世界”展厅。（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在宁波博物院学术研究部副主任陈茹看来，“宁波帮”人士的事迹有力反驳了西方学术的传统观点，证明中国也拥有现代企业家精神。“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家国情怀作支撑，作为中国人要有所建树，在国际上为自己争一口气。”

宁波博物院希望进一步提炼这种精神特质。目前，宁波博物馆正在筹备展陈提升中，其中一个提升方向，是以宁波人的精神特质为线索串联展品。“宁波人哪怕是做极为冷门的事业，也会将生命最亮的部分和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发扬光大。它是一种信仰。”院长张亮形容。

院长张亮将其定义为“文商”：一种以社会责任为前提而非结果的商业伦理。他希望，这些过去的事迹，能够带来新时代的答案。“我们去表达宁波人如何解决各种问题、形成个性、进入下一阶段又遇到新问题的过程，是为了让今天生活的人找到坐标系。”

而这个坐标轴的方向，指向广袤大海。

宁波博物馆。（冯亮/摄）

千帆向海

走进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北仑史迹陈列展览，映入眼帘的是五千年前的一抹绿色。当时，海岸后退，形成濡湿的滨海平原。

渔民的船上生活，在不断下网、打捞中度过，“醒着”成为这片海濡之地的哲学。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醒着”的宁波船长。

当时因海盗猖獗，宁波向外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这艘船承载的，是宁波人睁眼看世界的本能。“宝顺轮”船长张斯桂是旧时代的科举秀才，也是新时代的瞭望者。他曾言：“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在敏锐洞察到时代变化后，张斯桂不拘一格，主动学习西方知识，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使节之一。

进入和平年代，硝烟不再，但“醒着”依然是宁波人的本能，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宁波不仅通过货物与外界交流，更以文化与世界互动。

宁波博物馆曾举办“东方的起点”专题临展。展览宛如一座“港口”，汇集来自三十多座博物馆的精华展品，形成一股“文化汇流”。单霁翔前来参观时形容，展览的主题“东方的起点”“让‘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大运河’三大世界级线性文化遗产的文物第一次实现了‘同框’”。博物馆希望让人们可以以他者视角，重新从整体理解“何以为中国”。

观众参观“东方的起点”展。（宁波博物院供图）

“我们讲宁波力量的时候，前提是我们是中国力量的一部分。”张亮总结。因此，宁波始终将自身的角色置于中华民族的总体之中，将宁波视为中国看见世界的窗口、走向世界的跳板。

郑玫也是其中一员。作为第三代宁波商帮人士，她并未像祖辈一样终身经商，而是在事业、家庭稳定后，在四十岁时跟随自己从小的爱好，就读清华美院的艺术史论系。

这些自由生长的艺术志趣，在郑玫接过父亲郑介初的嘱托后，为她指明了路径。她以海外代表的身份，积极为中国港口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院等推动海内外交流与合作。郑玫感受到，这不仅是责任，更是父女间对博物馆、对宁波的感情传递。

“宁波与生俱来的历史，它是天生丽质的、有‘家产’的，它跟全中国连在一起，将各种优势集于一身。”郑玫表示，“当我们把这些‘家产’刷干净、整理清楚，并展示给世人，当城市名片建立起来，它的文化潜力是无限的。”

郑玫同时也是香港都会大学当代艺术专业的教授，在教育和艺术的交点上，她时时见证着文化给社会的震动。“当一个创作者或者策展人将事实和故事正面地呈现出来，总有知音会被当中的某一种细节触动，与自己的生命轨迹共振，激活内心的情感与记忆。”

宁波岷山学校的学生们，也在经历这样的悸动。他们走近祖辈曾经漂泊过的大海，看到的风景已然不同：通过博物馆，人们在海平面上看见“宁波帮”步履不停，在海平面下看见水下考古队打捞起清代商船的辉煌过往。

从2023年起，岷山学校在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协助下开设了“海濡之地”馆校合作课程。2024年，岷山学校与中国港口博物馆进一步合作成立教联体，也是浙江首个“文博+教育”教联体。

2026年，宁波北仑区开始试点探索“海濡半天实践”，在小学段，试点学校每周有半天时间为学生安排课外课程。在此基础上，岷山学校作为先行探索校，希望构建“半小时实践圈”，丰富学生们对在地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同时，学校的“馆校合作”对象，也从中国港口博物馆及其分馆，拓展到了水利、泵站等类型更丰富的场馆。

2026年6月，岷山学校学生在中国港口博物馆参加研学实践。（受访者供图）

在这些不同场地、形式的课程中，学生们通过跨学科、项目化的学习实践，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何伟是岷山学校地方课程的教研组长。一次，他给学生们介绍了宁波古代制船工艺。课后，一位来自北仑新碶街道的学生利用周末，探访了当地造船厂的老工匠，并带回来了宁波“绿眉毛船”的工艺细节和模型，这下，何伟反而成了“学生”。

“建构这些课程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校长沈佩峰感慨，“对这片土地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的了解，而是有了真实的情感连接。”

因此，她与团队也坚信，这些地方课程绝非教育的“闲笔”。当师生基于真实情境解决真实问题，有关大海和宁波的一切，便不再是日常生活的背景板，而是知识与情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锚点。

“它不仅是一场在地文化学习，也是一场思政教育。”沈佩峰总结。

在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海洋”则是学校的主题课程之一。据滨海国际合作学校艺术老师李娜介绍，每一批新生开学时，这所学校都会从地理、历史、科技、经济命脉等不同角度介绍毗邻校园的宁波港，“让他们更加清晰地知道宁波港是如何联通着整个世界，助力他们树立‘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信心”。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博物馆是重要的教学资源之一。学生在博物馆中理解海洋的哲学与美学，又把这些理解转化为表达与实践。

宁波世代的“知行合一”，仍然贯穿其中，不断循环。

“藏古今”和“通天下”的碰撞，让新一代宁波人比任何时候都怀揣着更多的自信和更广的视野，成为自然流露的城市性格。

一次，郑玫带领一群外国学生团参观宁波保国寺，路上，其中一部分学生落在了队伍后方。当郑玫和其他老师找到他们时，才发现原来是他们与一群前来研学的宁波二年级学生不期而遇。此时，他们正在相互交换零食，热情交流。

有同行的老师为外国学生没能参观保国寺而可惜。“我说没关系的，保国寺永远在，但与真正的宁波人交流的机会难能可贵。”郑玫解释，“这些二年级小学生，每个人都体现出宁波这座城市的礼貌、热诚、士气。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跟宁波的文化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当这群宁波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又将去往何方呢？目的地的坐标，早已在他们心中扎根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