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惠 | 方行与顾廷龙

1991年4月，在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期间留影，从左至右胡耀辉、方行、顾廷龙、沈津、谭祥金。

在顾廷龙先生的一生中，先后遇到过三位伯乐。前两位是叶景葵和张元济先生，他们与顾先生的交往主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是学界所熟知的。而第三位伯乐，知道的人并不多，但他对顾廷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业成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质，这段关系长期较少被专门讨论。

这个人就是方行。

方行新中国成立之前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接管。1957年7月，方行调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及党组成员。在任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国家文物和历史文献，为上海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方行是一位学者型的文化干部，早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就利用空闲时间搜集资料做文史研究。他生前编有《谭嗣同全集》《李大钊著译系年目录》《李大钊选集》《徐光启著译集》《王韬日记》《陈子龙文集》《宋人佚简》《船子和尚拨棹歌》《朱氏舜水谈绮》等多种书，可谓成果丰硕。

一、老读者

方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合众图书馆的老读者。1947年1月10日，蔡尚思介绍方行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自此以后，据合众图书馆老员工李文回忆，方行为了研究谭嗣同经常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而他的好学也引起了顾廷龙的注意：

有一次，他（顾廷龙）主动上前打听对方喜欢读什么书，聊着聊着还不忘索要住址，表示日后有机会登门拜访。后来方行有段时间没来，顾廷龙忍不住了，根据手头的地址去找，结果发现门牌号根本不存在。（李文《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

顾廷龙当时并不知道，这位经常来馆看书的年轻人，其实是一名地下工作者。

因为方行在上海解放后负责接管工作，1952年以后，他和顾廷龙数次同时出现在一些跟文博相关的场合。比如，1952年11月29日，方行在新雅酒店宴请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邀请了顾廷龙与徐森玉、周予同等人作陪。

1953年7月上海图书馆由原来隶属于文管会改由上海市文化局领导。1957年方行调任文化局副局长。此后，顾廷龙和方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读者到上级，不同身份的接触使得方行对顾廷龙的学术水平、业务能力和为人都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尤其令方行从政治上加深了对顾廷龙信任的，是顾廷龙在白色恐怖时期出于职业敏感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了大批革命文献。当时为了妥善保存这些文献，顾廷龙将它们密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结合之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取出。当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员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时，他们在很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以收藏古籍为主的合众图书馆觅得大批珍贵史料。这种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