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博物馆要靠小学生纠错：谁在制造“系统型文盲”？｜议教

2025年11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日报》夜班编辑在编排报纸内容。（视觉中国｜图）

近期，博物馆和高校接连曝出低级文字错误。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一块公示牌上，“匕首”写成“七首”，“钴60”写成“钻60”，“宗教”写成“宗救”。浙江省博物馆长征主题展览中，“红军”成了“红车”，“休息”成了“体息”。太原市博物馆把“徙”写成了“徒”，河南安阳博物馆将“陆君”误作“陵君”。 

高校那边同样触目惊心：兰州博文科技学院把“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更早的时候，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录取通知书署名漏掉了“学”字，宜宾学院把“录”字印成了“寻”字……

这些错误的发现者是谁？湖南益阳的错字，是一名参观的小女孩逐一指出的。浙江省博物馆的错字是被公众投诉后曝光的。高校通知书的纰漏也几乎都是网友先发现，继而在网上发酵。博物馆和大学自身的审核流程，竟无一道拦住它们。

舆论对此的批评已经相当充分。有评论指出层层把关变成了层层失守，校对沦为走过场的签字环节。有人批评“责任稀释”，流水线上的每个人都以为别人会检查，最终留下责任真空。还有人追问敬畏心去了哪里，对文字的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每一位参观者的敬畏。

媒体评论员呼吁从被动补救转向主动防控，建立溯源问责机制。这些批评切中要害，它们解释了谁出了问题，却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类似问题会大面积地出现；为什么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会集体性地失能？

这种失能的特征是在生产、审核、传播文字的全链条上，精细感知的能力正在退化。没有人分不清“红军”和“红车”的区别，但系统运作中，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失去了对文字的敏感和警觉。审核变成走流程，校对变成看一眼，而看一眼在大脑的节能模式下往往等于没看。

这就是所谓的系统型文盲，它不指向个体的文化水平，而指向整个系统对文字精细度的普遍漠视。

这种系统型文盲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失去裸眼校对的能力

把错误归因于马虎，是最省事的解释。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没能发现“红军”和“红车”的区别。两个字笔画和结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