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

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朱天心家有3个人是好作家：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出色的小说家；姐姐朱天文是华文写作界的翘楚之一、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她自己高中毕业即进入文坛。当年有一本《拒绝联考的小子》畅销，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接受联考的小妞》。商业化的炒作被朱天心拒绝，但她却写出了一部《击壤歌》，在台湾一跃成为萨冈（法国少年成名的女小说家）似的青年偶像。老师胡兰成在《击壤歌》代序中称赞：“自李白以来千有余年，却有一位朱天心写的《击壤歌》。”

不仅如此，她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她先生唐诺亦是博学多才的作家、评论家。这样的文学家庭世界上也不多见，难怪连见多识广的阿城也要赞叹。

1980年代末，朱天心开始关注政治，笔调也变得老辣苍凉。《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是她的转型之作。阿城说，读罢有一种忧郁。如同年轻时打铁，铁在炭中由深红到白中发青，青即是热烈到极端时反现忧郁。在《古都》中朱天心继续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一路穿行在台北都市空间，阅人述事，如同福柯定义下的“考古者”。

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得《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所设的文学奖，但基本没有改变过她的生活。虽然处女作即在台湾行销几十万册，但她说：“书卖得好，算是意外，基本等同于中了头彩，只有把生活需要压到最低，才有自由。”

后来的三姐妹

三姐妹小时候

朱天心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阿城的铁杆粉丝

人物周刊：你写作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朱天心：对于“为什么要写作”每个作家的回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支持我写作的动力跟鲁迅的若干场景很像。他说一群人在铁皮屋里沉睡，突然失火了，但又没有任何的生路可逃。到底是要让他们睡着死去，没有知觉，也不受痛苦，还是让他们清醒，但又逃不掉，受苦而死？这是一个选择，而“呐喊”是其中一些人的决定。去评估人家逃不逃得掉不是我的责任，先喊出来才是我的原则。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不是我能考虑和在意的。鲁迅也说：“不管他的声音是可憎的，或是讨喜的，或是威猛的，或是哀愁的，他已经无暇顾及了。”倒过来说，当我的看法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时，就是我不用写作，可以放心去过活的时候了。

人物周刊：朱天文谈《巫言》时说写东西不想结尾，如果结尾，就等于这个作品死了。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朱天心：我跟天文正好相反，我是很想快点知道故事结果的作者。以游泳来譬喻，我水性不好，可又好奇对岸的风景，总是要憋着一口气游到对岸。所以我写的都是中、短篇，写长篇就好像有随时溺毙的可能。有时候，一个好句子、好典故，就像河中间可供人暂时停歇的石头，停歇之后我才能继续游。以我的急性子，写两三万字就足够了，一万字是不用借助石头正好能一口气游完的路程。

人物周刊：大陆作家中你最欣赏阿城吧？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朱天心：第一次读阿城是在1986年。当时我刚生完小孩，一边坐月子一边读，那是很古怪的经验。三更半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现代化集奶室，一边集奶一边看，真是百感交集，觉得世上有这样一本东西，我从此不用再写作，就好好当妈妈吧。那种感觉非常幸福：你面前站着个终其一生都追赶不上的高手，你就好好当他的读者，放心去做另外一个自己吧。

第一次见阿城是有一年他来台湾开会，侯孝贤导演就在我家不远处帮他找了住的地方。当时，我把我所有的书都备好，还写了封短信，内容其实是偷抄了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信，说：有你住在山上，我就觉得山好像会发光一样。后来有一年阿城来台湾，刚好农历春节，那几天他一直住在我家，跟唐诺一起打地铺。身为阿城的铁杆粉丝，那真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人物周刊：最近，张爱玲的《小团圆》出版了。你们看了吗？

朱天心：我是快快翻过的，我觉得天文比我伤心。张爱玲是50多岁写这本书的。天文觉得，到了50多岁，摆脱了当时心境，应该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当时的爱情。如果心存愤怒怨恨，得到的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我看的时候觉得张爱玲把前半辈子在读者心里头建的“七宝玲珑塔”瞬间全部打碎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像人肉炸弹，不仅把胡兰成炸得稀烂，自己也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看天文太伤心，我就努力寻找最善意的想法。我觉得张爱玲对文学创作的认知还是很现代主义式的，对人性是怀疑的、拆解的、颠覆的。即便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那段感情，也是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并没有因为是自己而例外，等于战士壮烈成仁。天文听了我的话觉得蛮宽慰的。

胡兰成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你和朱天文算是胡兰成晚年的弟子，第一次见他印象怎么样？

朱天心：刚见面时有点失望，觉得怎么是个老头子，但很快你会忘记他的年龄。他有个很厉害的特质，就是常常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他周围有老老少少各种年龄层的女人，而他就像贾宝玉，大观园里面每个女人都喜欢他，他也对每个人全心全意。后来看过各式各样的男生后，我觉得他是完全高尚的。

人物周刊：当时胡兰成给你们上课是吗？

朱天心：对，当时他在文化大学教书，他的课太受欢迎，就有一些教授以“汉奸”之名揭露他是汪精卫政府的人，鼓动学生把他赶出学校。只要上升到民族大义，谁敢保护“汉奸”？当时我家隔壁刚好空出来，父亲就赶紧把他接来住。那个时期，光是听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我们平时读惯的诗，在他口中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当时他讲《禅是一枝花》，很希望能讲给更多人听，很多人礼拜六会过来听他讲。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易经》和禅宗，有时听不懂也会在那里打瞌睡。

但对于胡老师，我的心境和天文不同。天文内心一直有悲愤，总想有一天能帮胡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澄清名誉，我没有。如果他的书被大家读到了，他还希望有人帮他辩护，或者如果没人帮他辩护他就一攻即倒，那也就不值得我们去帮他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我对胡老师的作品太有信心还是太没有信心。

人物周刊：胡兰成有一个提法叫“无名目的大志”，去年朱天文接受我采访时也说，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志，或许今天只是个闺阁作家，你呢？

朱天心：很多人都很轻率地想，作家就是终其一生把小说写好，这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但我和天文会想，光把小说写好有什么用？心胸和视野更开阔才可能写出好东西。在一个好的时代，你就算画一个扇面也是伟大的作品，但在糟糕的时代，你死心推究也很难。其实在一个领域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过我仍然觉得不能只做好一样东西，否则知识格局怎么看都是比较小的。起码我所关心的事物不止于文学。胡兰成也说，写《国风》要兼《雅》、《颂》。

人物周刊：胡兰成是作家同时也通政治，晚年为什么会对还是小孩的你们有那么高的期望呢？

朱天心：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老人会把那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和天文现在也保持和年轻学生的交流，也会收到一些作品，但我们有时会没有耐心，抱怨有的作品差。所以我们很奇怪当年胡老师对我们那么有耐心，他到底看到了我们的什么特质？我们也没宝贵到一眼就能被看出来。没当面问他原因，只是很受鼓舞。

本来只是对文学有兴趣，后来觉得士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挺不自量力的，做了很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好比台湾也有清华大学，我们跟清华大学学生谈量子论，挺吓人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过往。回忆过往，你会发现你说了太多超乎能力和理解，尽管你感觉上相信的话。

人物周刊：现在对人生会不会有某些焦虑？

朱天心：以前完全没有，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去想一些生死的大问题。但这两三年因为气喘病身体不太好，生活步调被打乱了，有很多变得不可测了。以前我以为每天能有一大段时间在咖啡馆里头写作，这样过一辈子。很快发现不行了，因为我吃的药可能有副作用，我很快就会想躺下去睡觉，或者去的咖啡馆恰好是刚刚装潢过的，当场就会气喘发作。今年就有好几次很紧急地被送去急诊，好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是即便这样，我也还没有想过特别终极的问题，可能有时会避免让自己去想，就好像阿城讲的“你不要去接受那个暗示”，当你接受了那个暗示你就会一直往那边走。

人物周刊：在台湾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朱天心：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打断，早上我会跟唐诺到同一个咖啡馆，因为它生意不太好，没有太多人。如果它生意很好，坐久了就会不安心。它有分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就比较安全。我们会呆到下午2点，再呆下去就是装的了，看书没问题，要写作就会精神不足。回到家之后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看看书，逗逗猫，过得很平凡，但还觉得每天过得喘不过气来似的。

政党好坏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是长久的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是特别关注政治和现实的作家，这种关注什么时候开始的？

朱天心：就像胡老师讲的“士”在他所处的时代要有一种责任，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传统一直存在。即使你不想理现实政治，它也会来找你。就算你想要逃脱、拒绝，你也要知道你逃脱的、拒绝的是什么。我觉得那种完全不接触现实政治的态度并不能对抗它或拒绝它，那只会使人变得无知，连判断一个信息的是非能力都没有，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人物周刊：你关心和参与了什么议题？

朱天心：其实我也很心虚，因为我去做的时候别人都做好了。惟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做的就是和天文一起参加的“流浪动物保护”，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感触，现在也还是每天打电话去。平时我还可以帮忙，但今年暑假天文会很辛苦。因为现在是猫的发情期，所以得在晚上抓紧时间捉流浪猫，带去做结扎。其实这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你要站得远远的，使自己的出现不至于打扰它们，你停得越久它们就越信任你。你还要懂得操作诱捕笼，蚊子多也不能搽防蚊液，因为猫的嗅觉很灵敏。所以每到夏天我和天文都不敢穿裙子，否则要一腿的“红豆冰”。

人物周刊：也有人不理解你们的行为吧？觉得保护流浪动物是很“中产”的。

朱天心：我觉得流浪动物保护对于社会其实是很重要的示范。比如说，在小学里，过了一个暑假，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那就可以想象出一个很生动的场景。老师说：“有一窝猫，怎么办？”校长说：“没关系，我来捉一捉。”他就把小猫给丢掉了。小孩就会得到一种生活教育——只要是对社会没贡献的，没有价值的，就可以被抛弃。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教育，将来很可能变成一层层地向所有弱势群体下手。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天心：最大问题是一代人的价值观变得虚无。正直变得很可笑，诚实也很可笑，正直是笨，诚实也是笨。大家都不谈价值，也不愿相信。他们觉得那些仍然抱着价值不放弃的人很愚蠢，就像拖着条铁链走路，走得很笨拙。他们会想：为什么不把铁链丢掉，走得轻盈一点？

人物周刊：但你还愿意拖着铁链走路，这不就等于在和整个时代风气“较劲”吗？

朱天心：在10年前我会很愿意用“较劲”这个词，现在可能是人生阅历丰富了，也活到了一个年纪，看着身边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人节节败退，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理由过自己的生活，在这种被迫的世故下，自己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虽然不是妥协，但没办法再用那种激烈的姿态了。10年前我一定用“较劲”这个词，但现在我从对抗状态转向为公民社会努力的状态，算是一种改变。尤其针对台湾现在的情形，我还是觉得，不管那个政党是好是坏，都只是一时的，公民社会才是永远长久的。我觉得台湾该往这个方向努力，厚实我们的公民社会来对抗政治。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呐喊”，有没有担心过“呐喊”的可能是偏见？

朱天心：当然是有可能的，可又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看到一条路上人潮汹涌，有人在两边透口风，有人在旁边吹口哨，甚至有人逆向而行，这都是美好的风景，你担心什么呢？一样的人已经那么多了，共同的偏见已经这么强有力了，有一个吹口哨的小小声音，社会应该包容它甚至欣赏它。就像萨义德说的，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始终处在“边缘”位置，和“主流”保持距离，也保持批判的态度。

（实习记者李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