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写不出深度?简单极致的感情才是他的利刃

批评者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缺乏深度,不算冤枉他。当“社会派推理”作家解剖社会病理、表现复杂人性时,东野圭吾选择了一条更通俗的路。

社会问题只是他小说的背景和工具,他笔下人物看似复杂的内心,总是包裹着极致而简单的情感内核。角色本身就是推动情节的核心动力,加上对节奏、矛盾和戏剧性的把握,让东野圭吾的作品总能给大众读者带来强烈的情感震撼。

责任编辑:周建平

深厚的传统:“原来推理小说还能这样创作啊”

在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后,侦探小说这一类型的作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几十年后,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将这种类型的作品推广到了世界。清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海军协定》被张坤德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邻国日本则在1894年翻译了《歪唇男人》。

此后几十年,日本翻译、改写了不少欧美的侦探小说,不少文坛巨匠也纷纷下场创作。如谷崎润一郎、冈本绮堂、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这些作家的作品并非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他们创作的核心多是关注与犯罪相关的人物的心理变化,没有刻意追求犯罪手法或其游戏性。

直至强调诡计和逻辑的江户川乱步横空出世,才让日本的侦探小说与国际接轨。从1923年开始,日本文坛在乱步的刺激下,海量与诡计有关的侦探小说涌现,并出现可以媲美欧美“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盛景。

侦探小说大受欢迎,无数作家涌入这个赛道,开始往其中塞入各式各样的元素。有人看不惯这种“乱来”的创作氛围,想给侦探小说添加规则。英国的代表是罗纳德·诺克斯,他于 1929 年提出了“推理十诫”;美国的代表是S·S·范达因,他于1928年提出了“二十条法则”;日本的甲贺三郎在1925至1926年间提出了“本格侦探小说”(本格为日语词汇,意为“传统”)与“变格侦探小说”的概念。他们希望让侦探小说的创作受到约束,保持其公平的游戏性(作家与读者之间进行公平的智力对决)


总之,只要违反规则,就会被视为这个文类中差劲的作品——朱利安·西蒙斯《西方侦探小说史》


这样的约束遭到了部分作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制约会阻碍侦探小说的发展。日本吵得最欢的,是甲贺三郎跟他的好兄弟木木高太郎。木木高太郎主张侦探小说艺术论。江户川乱步、大下宇陀儿、平林初之辅、高木彬光等一众日本文坛大佬纷纷加入争论。不论他们持哪种观点,创作的作品大多都没有跳出固有框架,不是拘泥于诡计,就是与现实社会脱节。这场争论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留下了一堆称谓。争论随着甲贺三郎的突然病逝而结束。此后,就连变格侦探小说的用法,也很少再有人提及。

1987年,松本清张 图/视觉中国

1987年,松本清张 图/视觉中国

这次争论并非完全没有收获。木木高太郎在这段时间发明了“推理小说”这个名词,本意是想让传统的侦探小说不再被条条框框约束,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此外,他挖掘出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松本清张。

在木木高太郎的提携下,松本凭借《某〈小仓日记〉传》获得了第28届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知名的严肃文学新人奖。也就是说,松本清张是以严肃文学作家的身份出道的。

日本推理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1958年。这一年,松本清张的两部作品——《点与线》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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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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