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易”经：文学的变异之书

阴晴不定之际，维港的光影是迷离的。坐上绿白相间的天星小轮，在波涛中缓缓前行，中环、金钟与湾仔层层叠叠的高楼，摇荡出海市蜃楼般的景致。

小轮即将抵达中环码头之际，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的港岛很快变成漂浮于天与海之间的钻石宝山，近在咫尺的AIA摩天轮散发着耀眼的红光——哪怕如张爱玲那般“太喜欢这城市”，彼时也绝难见到此类“视觉奇观”。而读过她在《重访边城》中写香港“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之人，看到弥敦道和广东道的景象，都会哑然失笑；当然，时移世易，今人再也找不到当年她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每到天星码头，都会去买半打“司空”（Scone，司康）的青鸟咖啡馆了。

湾仔层叠的高楼  摄影 张亚萌

老调子已经唱完

可以确定的是，今人能获得的张爱玲同款体验，就是在港岛爬坡爬到头昏脑胀，毕竟在这半山半城之地，道路呈鱼骨状在半山间层层延展，若不使用垂直落差135米、全长800米的“中环至半山自动扶梯系统”，从德辅道中与皇后大道中之间的中环街市到半山干德道，需要爬上782级台阶……但不能确定的是，1927年2月“路过”香港的鲁迅，是如何抵达半山必列者士街的——毕竟那时候并没有自动扶梯，也没有外表乖巧可爱而“返工”时却每每上演“生死时速”的小巴。

1927年1月中旬，鲁迅由厦赴穗，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首次路过香港，已引起香港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关注。2月18日晨，鲁迅同叶少泉、苏秋宝、许广平同上小汽船，午后抵港，当夜即在必列者士街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央会所演讲《无声的中国》，呼吁青年人抛弃旧的语言文字：“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次日下午，他又替没有档期的孙伏园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番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鲁迅君演讲的姿势，颇有崖岸自高的气象，不作温和的表情。大抵他是血性的人，所以所讲的话都含有严肃之气。”1927年2月23日发表于《华侨日报》的《听鲁迅君演讲后之感想》中这样记载；《华侨日报》亦记演讲场面“非常拥挤”，尽管鲁迅曾自记“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两场皆有约五百名听讲者，且多不谙国语，内容都是由许广平翻译成粤语的。

场面火热，也说明在那个时代，于1918年完工启用的必列者士街青年会会所已算是少数可以举行大型活动的场地了。而位于其间、如今看来颇不高大的会所建筑，历经日占时期被改作日语和德语学校、重光后青年会总部于1966年迁至九龙的岁月，至今仍在提供社会服务，亦是鲁迅在香港民众中播撒新文学火种的地理证明。

必列者士街  摄影 张亚萌

尽管鲁迅的演讲可以算得上香港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但两场演讲已弄得他“头昏”，加之早前游广州越秀山扭伤了脚，兼及来港两日皆是雨天，“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 

1927年，他曾三次到港，特别是9月28日赴沪过港后，更视此地为“畏途”：在船上他遭遇“查关”，十几只箱子被百般翻检，历经刁难勒索；最终旁人告知，大约因为他生得太瘦，被人怀疑贩鸦片——这个颇让人哑口无言的场景若是放在当下，遑论“大烟”，以香港新一阶段最严格的控烟条例，恐怕大先生就更没有心情以“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来为此地作“高屋建瓴”的总结了。

大风起兮

1936年鲁迅病逝于上海，时任港大中文学院院长的许地山，作挽联：“青眼观人，白眼观世”“热心做事，冷心做文”。不同于鲁迅、胡适等香港“过客”，彼时，以许地山、茅盾、戴望舒等相继在港留下文化实践与文学创作足迹的文人为代表，在东北沦陷、上海战事、皖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