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羞辱、遭网暴,普通人如何自保?
“一个人如何感受、为何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
“(被羞辱时)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个人完全孤立无援。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在一个团结互助的网络中开展合作——朋友、家人、社群,能在侵害来临时给予支撑,能鼓励人们挺身而出、公开发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并发展一个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责任编辑:周建平
乌特·弗雷弗特 图/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摄影:Andreas Reeg
羞辱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断变化的是它的舞台。德国历史学家、“莱布尼茨奖”得主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认为,羞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处不在,“每一个羞辱平台都需要围观者”,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围观者、审判者或者被羞辱的对象。
在《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2026年7月出版中译本)一书中,弗雷弗特回溯了过去250年间,羞辱如何从广场上的耻辱柱和颈手枷,一路演变为报纸头条、电视画面,乃至今天社交媒体上24小时不停歇的“云审判”。
弗雷弗特的人生是一部微缩的战后德国史。1954年,她生于西德,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纳粹分子,母亲却是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她经历了1968年学生运动的代际冲突,目睹了时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48%的西德人认为这一姿态夸张失当,但弗雷弗特深爱此举,她拥护西德与波兰和苏联和解的政策,并认为勃兰特下跪的举动是一位1933年后离开德国、对德国罪行并不负有个人罪责的人所做出的令人动容的谦卑之举(也是一种自我羞辱)。

1970年12月7日,波兰华沙,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图/视觉中国
对弗雷弗特这样一个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女性来说,羞耻和羞辱潜伏在每个角落。她回忆道,“如果你的裙子撕裂或弄脏了,如果你的头发蓬乱不整,你就会被人弄得感到羞耻。如果你敢顶撞权威人物(如父母、老师),你就会遭到羞辱。到了青春期,情况更糟,因为你此时被视作一个‘性的存在’。从历史上看,这种观念直接转化为荣誉政治。女性失去荣誉的方式与男性不同:与‘错误的人’约会、被‘诱骗’、被袭击、被强暴、表现出性欲……都会让女性失去荣誉。当一个女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失去’了荣誉,整个家庭都会受到牵连——这种观念至今仍存在于某些宗教群体中,他们实施所谓的‘荣誉谋杀’,即杀害那些‘不守规矩’的女儿和姐妹。”
进入学术领域后,弗雷弗特的境况没有明显的好转。女教授屈指可数,缺少可供效仿的榜样。她们通常被称为Fräulein(小姐),这是Frau(女士/女人)的弱化形式。在课堂上坚持要求被称为Frau,是弗雷弗特争取解放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经历塑造了她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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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立宇